文　程皖瑄（鳥組人演劇團 藝術總監）

《國語課》以一九四〇年代末白色恐怖初臨的臺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事件為背景，而其最具企圖心的形式策略，正是以「全女班」作為展演策略，以「百合」作為情感文本，意圖以陰性展演／書寫，作爲受壓迫者的反叛力量。

當初在《國語課》文案上看見「親情 × 承諾 × 覺醒 × 百合 × 勞權」，不得不承認，我正是被「全女班mix百合」所召喚而走進劇場。相較於「BL」（男性愛）已累積為數眾多的閱聽人，成為次文化的顯學，「百合」無論是題材開發或是學界的研究都還在努力累積能量的萌發期，「百合」不等同現實中的女同性戀，它的定義主要來自日本動漫次文化，往往指的是「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女性情誼^【1】，女性之間得以脫離男性凝視，彼此承接。同黨劇團在同性議題以及臺灣白色恐怖歷史的創作線路上，願意探討女女議題，著實非常令人期待。

然而，正是在全女班的策略上，有關反串與百合的呈現，《國語課》暴露出其最關鍵、也最值得被嚴肅討論的美學與政治矛盾。

一、反串作為手段及策略，而非結果

若將《國語課》放回同黨劇團的創作脈絡，其問題將更為清楚。《灰男孩》以男演員的單人表演遊走不同職業、年齡與性別，回應原著的自傳體結構，反串成為記憶流動與身份碎裂的具象化手段。《父親母親》則由六位男演員分飾三十餘個角色，男女老少皆有，但其核心不在性別，而在「尋找身世真相」。其中男演員反串如賣藥阿婆，更偏向懸念、剝洋蔥與鄉野傳奇的功能性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前兩作在二二八歷史背景中皆採取「全男班」，而《國語課》則翻轉為「全女班」，這不只是性別配置的差異，而是整個表演美學與權力結構的重新部署。然而這種扭轉，並未在舞台上形成清晰的新秩序，反而顯露出一種失衡：女性身體進入陽性歷史敘事，卻未能真正重寫敘事規則。

宣傳中曾提到有關反串，「不希望只是單純的女扮男裝」，顯示創作團隊意識到反串在當代表演中的性別政治意涵。然而實際觀看演出時，卻難以看見如同《灰男孩》《父親母親》前那般「切換自如」的反串能量。

劇中主要角色周足、謝曼春、周滿皆以寫實風格建構，男性角色貞文亦被放置在相同的寫實框架下期待被理解。問題在於：當寫實成為唯一準則，女性演員在身形、聲線實際的限制下，幾乎不可能「成功再現」一個一九四〇年代的參與南洋戰役的生理男性。這並非演員能力的問題，而是反串策略本身的選擇問題。

若對照日本寶塚歌劇團，全女班從來不以寫實作為目標。其「男役」是高度理想化的性別形象——陰柔、帥氣、去除生理寫實，轉而成為女性觀眾慾望與視角下的性別投射。反之，《國語課》既無法企及真正的寫實，又未能走向象徵與風格化，最終使反串卡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中間地帶。

更關鍵的是，當歷史敘事本身是高度「陽性」的——國家、軍隊、拷問、地下黨——女性扮演男性，不只是美學選擇，而必然牽動「壓迫如何被再現」的倫理問題。男性角色所承載的權力、暴力與國家機器，是否能被轉譯，抑或只是被複製？這一點，《國語課》顯然尚未找到清晰立場。

我反而期待看到一種更危險、也更詭譎的可能：女扮男若結合其獨特的陰柔氣質，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氛圍相互纏繞，也許能生成一種夢幻、鬼魅、令人不寒而慄的權力景觀。可惜在拷問與對峙的段落中，扮裝未能成為策略，性別權力的扮演效果亦未被凸顯。

二、百合作為反抗，卻被削弱的情感政治

周足與謝曼春的關係，本應是《國語課》中最具潛力的反抗敘事：思想的啟蒙，同時也是情感的啟蒙。然而在實際呈現中，兩人如何發展「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劇中未見清楚的情感堆疊，以及兩人入獄後的身心折磨，應該是百合虐戀中最為精采的展現，可惜劇末前也未能有深化的機會。

相對地，編導似乎投注了過多篇幅於「土匪仔玉」鄉野傳奇，也許企圖以日治時期的傳奇與白色恐怖作為互文，豐富戲劇觀演的敘事線路，但此作法卻犧牲了百合情感的發展力道。百合在次文化中的政治性，正是在於對抗父權與異性戀必然性：女性不必然走入婚姻、不必服從男性長輩、不必永遠柔弱，而可以選擇保護所愛之人——而所愛之人，也可能是另一名女性。

無論是《瑪莉亞的凝望》中的眾學姐妹們，或《庫洛魔法使》的知世與小櫻，《美少女戰士》的天王遙與海王滿，百合關係的魅力，從來不只在曖昧，而在行動與承擔。《國語課》中，其實仍有其他可能的百合展演：周滿與好友的互動、教室內女學生群體的凝聚，皆可成為百合力量的延伸。可惜現有版本中，曼春刻意在周足面前掉落講義的情節動機不明，感覺上她是為了吸收黨羽刻意接近周足，從什麼時候這種刻意的友好親近轉變為對於周足的愛慕與依賴？周足對於曼春的情感除了師生崇拜之外，還能有什麼樣的層次？她是否從曼春身上看見對抗傳統婚嫁命運的自由信念，而決心要死命守候？這條關鍵的情感線索顯得斷裂而倉促。

三、空間、幽魂與未竟之人

水源劇場過寬卻又偏窄的視角，對導演而言極為棘手，但觀眾席的延伸卻成為空間調度上的亮點：它既能化為百人抗爭的公共場域，也能瞬間轉為私奔的親密空間。漫天飛舞的傳單與想像中的星斗，確實構成《國語課》中最動人的視覺風景。

然而在寫實與寫意之間搖擺不定的反串策略，使得林唐聿飾演的貞文，儘管在扮相與角色刻畫上相對說服，卻在篇幅與敘事中被犧牲。我們無法真正理解其南洋戰爭經驗，也難以進入其加入地下黨的心路歷程。貞文最終更像是一抹幽魂，出現在周滿的夢中，卻始終無法被真正捕捉。

結語：被犧牲的女小生以及百合力量

《國語課》以全女班作為號召，理應讓「女小生」成為看點。然而最終，女扮男的政治潛能未被充分發掘；欲言說的「百合」，女性角色的心路歷程又顯得不足。當反串未能成為有效的性別策略，而百合亦未能承載足夠的情感與行動重量，《國語課》留下的，便是一堂尚未完成的課。

注解

1、 楊若暉（楊双子）著，《少女之愛：台灣ACG界百合迷文化發展史 2023增修版》，台北市：蓋亞，2023，頁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