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中的失落環節《物種大樂團》
十一月
05
2020
物種大樂團(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鍾尹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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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熙(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

「物種大樂團」?「物種大樂園」?劇中人自我嘲解,其實於我無關緊要,因為,《物種大樂團》既無關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亦非特定樂園,雖有「大象體操」樂團的參與演出,但樂團「角色」亦不足以確認作品命名的合理性。

《物種大樂團》中,確實承載了大量擷取自《物種起源》的內容,分場似乎也依循著達爾文作品的敘事邏輯,其中穿插著角色的「真實」生命資料,彷彿就在印證著達爾文的演化論述,只是,經過了編導的拆解、混雜、融合、排比之後,這許多學術的、歷史的、地理的、族群的、文化的,甚至於藝術的巨量資訊,構成了一幅什麼樣的對應當下時空的在地群像?或者,讓我們對《物種起源》與自我的關係,有特定脈絡下的理解?

整場演出就像是一群人被困在一個密閉的空間中,不斷地對著彼此「自言自語」,在劇場結構和舞台裝置之間反覆敲擊衝撞,製造出震耳欲聾的回聲,甚至讓坐在觀眾席的我,因為那巨大的撞擊而感到恐慌、焦躁、疲憊:這一波接著一波,幾乎不曾暫停休止的朗讀、獨白與搖滾聲浪,究竟要將我的認知帶往何處?要在我的情感上,留下什麼樣的印象或印記?對《物種起源》的一種理解?對演員家族歷史的同情?對台灣與世界近代歷史脈絡的掌握?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預知?

我必須承認:這麼巨量的知識、資訊、故事、論證,就像是狂言名劇《土蜘蛛(土蜘)》中,土蜘蛛精口中不斷吐出的蛛絲一樣,堆疊纏繞黏著成一幅巨大的蛛網,我不是源賴光,亦不是他英勇的隨從,無能抵抗,只能投降,無法理出敘事的脈絡,變化快速的舞台畫面讓我眼花撩亂,到最後走出劇場,望向陽光普照的廣場,仿若隔世重生。

對於《物種起源》,自來就有不同的閱讀方法與角度,對其他學科的影響,眾說紛紜,世人如何藉達爾文的科學論證,為自己的理念、信仰、論述背書,亦是近代歷史中無法忽略的現象,但,我們這些尋常讀者,大約不曾完整讀過原典,甭論深究達爾文真正的意旨,而只能抓著一些易懂的標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或概念(人與猿猴的演化關係等等),自我定位,或許也應用於我們的個人生命,對於自己在生命歷程中遭逢的各種變故、困境、挑戰,如劇中人物一般,以「演化」之不可預期、又仿佛自有規律的想法,自我安慰,更重要的,或許透過往前的不斷追索(如達爾文之寫作《物種起源》),找到「系出同源」的蛛絲馬跡,化解當下所必須面對的差異、矛盾、衝突,或者思考「身處同一座島嶼上的我們,從何處而來?將往何處去?沒有共同的過去,但,會不會有共同的未來?」之類的生命議題,或社會命題?

這或許便是《物種大樂團》創作者,對這部作品的構想與期待?只是,這一切的論證都在「去脈絡化」的情境中呈現,舞台上的各個演員/角色,輪流敘說著自己的身世與成長,不時自問自答,仿若身處認同亂世的困惑,表面上似乎呈現出台灣/香港社會的多元、台灣/香港歷史的曲折,以及身為「台灣人」或「香港人」的流動之感,實際上,我卻只得到一種「老生常談」的印象,所謂國族或家族歷史,個人生命認同的建構與變動,並無新意,我也無法領略創作者的觀點,在「物種起源」的立基點上,雖然時不時往族群論述的核心趨近,卻總是立刻以更繁複的資訊、更奇巧的舞台調度,轉移戲劇動作的焦點,演出者心中自有清楚的邏輯,但對我來說,卻實在看不出頭緒,最後,整個演出就像是一個網路同溫層,訊息的流通無關真偽的理性思辯,只關乎情緒感受的認可接納,《物種大樂團》成了一個玩家同好或忠實粉絲,體驗虛擬關係的「樂園」(所以,真正的標題應該是「物種大樂園」?)。

後現代的拆解、混融、拼貼,已不再新鮮,面對分裂日深的時代現實,還能有多少自在遊走嬉戲的空間,也讓人懷疑,如《物種大樂團》這樣的萬花筒景觀,炫目吸睛,或許也給了我們放棄思考,逃避對話,掩飾矛盾,拒絕負責的藉口?

我一向懾服於王嘉明對經典的詮釋,對文化脈動的掌握,和似乎無窮的創意,一再超越、突破我對文字、語言、聲音、意象、表演的理解,在《物種大樂團》中,創意的痕跡還在,對時代性格的掌握依然準確,但我也感受到自我重複的疑慮,和墜入符號之森中的迷亂,因此,問題出在哪裡?

或許,這不(全然)是他的問題,而是我落後於這個時代的徵兆?或者,資訊爆炸所導致的記憶短暫的時代徵兆?

演化,並不總是一條筆直向前的道路,我與這部作品的關係,似乎印證了這個說法。

《物種大樂團》

演出|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時間|2020/10/25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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