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雙方經典文學、戲劇底蘊相互碰撞下，會出現什麼樣精采絢爛的火花？臺灣豫劇團重新於衛武營搬演「豫莎劇」第三部曲《天問》，本次也是《天問》的封箱演出，意義可見一斑。所謂「豫莎劇」，便是結合中國傳統豫劇和西方經典莎劇，兩者從根本上的語言、結構、劇情進行磨合改編，最後再以在地化的形式呈現。《天問》改編自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的《李爾王》，有趣的地方在於，主角李爾王轉譯至中國傳統戲曲後，搖身一變成為架空朝代背景的軒轅國女王邠赫拉，此處引發了兩個議題討論，其一，性別的轉換是否增添全劇對於女性主義的思考；其二，架空時代背景的意義為何？而在整體結構方面，《天問》依然採用原著的雙線結構，值得一提的部分是，新編劇中在西方文學的板塊式結構與中國戲曲中的點線串珠結構上找到平衡支點，兩大文學經典形式的交叉套用，創造出更深度的碰撞與對話。

英國文藝復興劇作家Ben Jonson曾經對莎士比亞有著一段相當著名的評論：「他不只屬於一個時代，而是所有時代。」（He was not of an age, but forall time.）。而文學評論家Arthur Kirsch則提到，莎翁的悲劇和各個時代的讀者，儘管存有時空不同、文化政治社會的差距，仍有我們可以感同身受的情感和苦難，這是莎劇恆久不墜的魅力。以上兩位學者的闡述，定義了莎翁文學作品的崇高地位，而這也說明了莎劇為何可以在不同的時代、國家、語言中，進行轉譯並反映當代的社會感知。而中國傳統戲曲豫劇藝術形式表現在「四功五法」上，呈現剛柔並濟的中和之美，豫劇以唱為核心，唱腔的鏗鏘有力、善於表達人物的內心情感。因此當莎劇碰上豫劇，臺灣豫劇團成功地將兩者提純出精隨，使豫莎劇中的東西元素花開兩朵、天各一方。

結構方面可以看到，在《天問》中，臺灣大學名譽教授彭鏡禧與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陳芳再度攜手合作，兩位改編者先是保留了《李爾王》重要的人物情節，接著再重新編寫一系列的傳統戲曲元素完成文化移植。此處彰顯了第一個議題討論，《天問》將時空移植至遠古狩獵部落的立意為何？筆者認為，透過架空歷史背景，將減少改編上的阻礙，一方面省去改編者回看是否符合相應史實的類比與框架，另一方面則可以擺脫中國傳統父權的封建社會體制，強化女身李爾王性別的合理性。除此之外，這樣的時空架構使改編者可以自由地展現想像力、創造出獨有的社會背景與風俗習慣，在劇中最明顯的創意運用在服裝上，除了以中國傳統戲曲角色行當妝髮作為基底外，人物服裝的色彩相當豐富，配件加入軒轅國獨有的圖騰、獸皮、獸毛等元素，成功建構遠古帝國的想像。

但在於思想和語言上的運用，《天問》還是追尋了中國傳統戲曲的道德觀。雖將戲劇結構背景移植至遠古狩獵王國，但人物表達的語言和思想仍充斥著傳統儒家的道統。中國傳統戲曲的主題多半圍繞著教化的功能，君臣父子、忠孝節義均是封建中國強調的亙古美德。在《天問》中，筆者認為其最想強調的教化美德正是「孝順與忠君」。「孝順」這個大主題貫穿全劇的內容，並且牽引了劇情的流動。如在第一幕中，女王邠赫拉以企圖退休、分封領土為由，藉由女兒們誇讚自己的言詞作為是否孝順的判斷依歸，小女兒都維因不願意依循兩位姐姐居心不軌的阿諛奉承，最終被母親驅逐出國。而後邠赫拉才發現自己是受到其他兩位女兒的蠱惑，愧疚與懊悔成為生為母親的她，晚年最大的傷痛與遺憾。而「忠君」的主線則是建立在端木格身上，從第二幕的《離間》開始，端木格父子的劇情線與女王一家呈現雙向結構互補，端木格在女王每每受難之時即時挺身而出，甚至於第六幕《剜目》中，端木格因抱持著忠君愛國的信念，不願意投靠賊人陣營遭到惡人挖出雙眼，悲劇性在端木格的眼珠踩在惡人腳下時，達到全幕最高潮。由此可知，端木一家的主線同樣也體現了中國道統，對於忠孝節義讚揚與崇拜的教化意義。

女身李爾王牽引出的另一個觀點則在於，劇中女王的轉換是否對於女性主義達到真正的抬頭。筆者認為，邠赫拉出場自報家門時是有提出的，「先王歸西，獨駕乾坤，御三軍不懈怠，事必躬親」此段說明女王在先王過世後，如何統御三軍，同時又照顧著襁褓中的女兒們的堅毅心志，塑造出軒轅國女性治家的大一統浮世繪。但可惜的是，這樣的描繪僅止於邠赫拉，女王退位後由大女兒都緒和二女兒都紹共同治理軒轅國，表面上雖依然是女性治國，但兩位公主的駙馬南宮奧與夏侯康其實才是決定國家政策的核心人物，這樣的人物設定又將回到父權的社會脈絡底下，女性抬頭的意識僅只曇花一現。

向來進行新編劇的改編都會將進行兩種層面的剖析，其一，新編劇的走向中是貼近原著精義，抑或是開創新局；其二，新編劇是否能呼應每個時代不同的社會感知。筆者認為，《天問》貼近原著精義的意念不強，反倒是借用原著《李爾王》的情節主線與人物，創造出一個較為接近中華傳統文化的社會，使《天問》的戲曲主體性高於西方社會與原著的觀點，但可惜之處在於，《天問》企圖開創新局，卻又因傳統戲曲的語境與教化衝動，使整體結構與意義再度回歸中國道統的框架。而在社會感知上，新編劇更動後的詮釋立論，對於台灣當代的鍵結似乎仍不夠深刻，傳統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觀念已經深植東方華人社會。因此，稍嫌可惜的地方在於，若《天問》僅僅想要再次強調倫理內涵，等同於將視野往回推兩、三百年，對於現代人對於當代的社會感知，並沒有辦法產生新的時空意義與內涵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