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鴉片戰爭之前這裡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十分繁榮，但是自從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自由港以後，澳門的經濟一落千丈，生活在這裡的葡國人，連發薪水給公務員也成問題，不知道是誰的慧眼，看到了賭博與這個地方的關係，1847年，賭博正式在澳門合法化，賭博挽救了澳門的經濟。」

此作在今年五月首演於澳門，上文這段話出自於劇中演員的口，娓娓道來賭博於澳門的濫觴，而此作的內容則是毫不留情的以某種冷澀的視覺與聽覺批判，在這一百六十六年間，因為當時的一個選擇為這塊土地帶來了多少富裕，一種慾望滿溢而冷血的富裕。

觀賞這齣戲的過程中，透過語言，我們在字裡行間了解此作關乎國家的經濟與繁榮，而其中資本主義的根植使人成為國家大機器裡的一顆顆小螺絲釘；看見人的慾望，環遊世界的願望是對自由的幻想，要有身為人的尊嚴和情感先從財富開始；結合了澳門、台灣、馬來西亞等國家的製作群（尤其是演員組），強化了人民的遷徙，這些國家座落於亞洲東南方，擁有港口得以貿易以享有物質文明的前景，但這是國家的，是握有權力／權利者既得的，而人就在這些海洋間漂流，找尋生存的可能。

以澳門特有的賭博文化談一個地理性、經濟，甚至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問題，也提到美國的拉斯維加斯的賭博合法化時間較澳門更晚，以表現這現象不只是發生在亞洲而是全球。我認為此劇是一個批判資本主義時代的觀察家或是政治人物，看見百態，卻無路可出。

回想今年由柏林人民劇院所帶來的《賭徒》，一樣從「賭」開始，但緊扣著孤注一擲的男主角，雖人物眾多，但演員有其自身固定的角色，高能量的表現使演員不容多餘的思考，以絕對的真實要脅觀眾面對如此情緒飽滿澎湃的演員口中所說的，身體所做的。但在觀看《大世界娛樂場》時，一開始演員以精準而冷靜的表現為整齣戲定調，如果有起伏較大的如興奮或悲傷，由於文本是段落中又有段落，表演上需要經常截斷，演員採取的是較為嘲諷而冷調的方法在演出中的互動如同在生產線上。整體來說，演員整體較像是歌隊，偶而跳出為一個角色，但這角色並沒有個人的獨特性，如同大賣場中的商品標緻、統一。如此說來，此表演策略應是符合此劇所要闡述的主題之一，但在觀看了近一個小時後，這樣的策略卻讓人感到些許的疲乏與不耐。

而舞台則是以極簡的元素組成，輪盤、賽馬場的矮欄杆、以及數張椅子供演員作變化（功能較似排練場中的cube，可以想像它有許多可能）。同樣隨著演出一景一景過去，在調度上卻沒有更多可能性及變化，既使演員有進入觀眾席，以及從天而降的紙花（象徵錢漫天飛舞），但由於演出大多在鏡框內而且調性疏離，當這少數幾次滲出到鏡框外時，總覺得有些突兀。

反覆又反覆，無論文字、所要論述的主題、情節的走向在舞台調度和表演策略的選擇上，都令此作在觀賞過程中變得不再驚奇。走出劇場的時候我在想，如果要談賭博，要談娛樂場，的確會帶有千篇一律的成分，但能不能每次翻牌開盅的時刻，都讓人心跳加速、屏息，未來難以預測的特質都濃縮在這剎那，而演出應是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