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至今逾七十多年、享譽國際的弦樂四重奏名團鮑羅定四重奏（Borodin Quartet），睽違台灣十四年，終於在今年（2019）「誠品室內樂節」的邀請下再訪台灣，帶來兩場不同曲目的演出，未演之前已讓台灣樂壇充滿期待。不諱言，筆者對於該團的印象仍停留在創團元老、大提琴手柏林斯基（Valentin Berlinsky）親自坐鎮樂團的黃金時代，透過唱片聽到的鮑羅定四重奏團的聲音，是這樣獨特、細緻，尤其是在演奏俄系作曲家的作品時，一種渾然天成、獨特的風格馬上感染著聽者，也難怪於此四重奏能讚譽滿天下。轉眼間，柏林斯基已過世十一年，鮑羅定四重奏團的成員們就像其他擁有悠久歷史的四重奏團般，也都換上了一張張新面孔。

此次台灣演出第一場由海頓的《G大調第二十九號弦樂四重奏》（J. Haydn：String Quartet No. 29 in G major, Op. 33 No. 5, Hob III: 41）揭開序幕，海頓這首相當典型的四重奏曲，由鮑羅定四重奏這樣的名團演奏，或許會有許多讓人意想不到的細節與處理吧。豈料在樂團演奏第一顆音符時，筆者的眉頭不禁地皺了起來。第一小提琴的音準偏差與乾燥的音色，讓海頓的跳弓顯得有些無精打采，整首樂曲少了海頓音樂中的機智、詼諧，取而代之的是略顯嚴肅、無趣的演奏。第一小提琴手魯本‧阿羅尼恩（Ruben Aharonian）在演奏時身體相當僵硬，基本上沒有任何身體的自然擺動，這是十分少見的。許多小提琴演奏者並沒有誇張的肢體語言，但仍然會藉由身體與音樂配合的基本律動，幫助一些技巧上的問題，例如在換高把位音域時，會將琴順勢往上抬一些。不過，在這次阿羅尼恩來台的兩場音樂會中，卻意外地沒有任何這些小動作。這本是演奏者個人風格的問題，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準則，但阿羅尼恩嚴重的音準問題與技術上的失誤，卻讓人感到有些失望，畢竟與以往唱片中（或其他場演出）的水準明顯不同，顯然這次鮑羅定四重奏並不在最好的狀態內。

鮑羅定四重奏與俄國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D.Shostakovich, 1906-1975）曾經有過密切的關係，也因此他們演出的蕭士塔高維契弦樂四重奏，一向被認為是最為權威的典範之一。此次台灣的演出分別演奏了蕭氏的《降E大調第九號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 9 in E flat Major, Op. 117）與《D大調第四號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 4 in D Major, Op. 83）。這兩首作品的演出撇開先前提到第一小提琴手的技術失誤外，仍然保留了鮑羅定四重奏的超高水平。蕭氏的音樂語言詭譎、多變，他的弦樂四重奏相當私密，在音樂中隱藏了許多作曲家的想法。除此之外，複雜的節拍與旋律，也讓這些弦樂四重奏相當具有挑戰性。鮑羅定四重奏團不愧是蕭士塔高維契專家，各個聲部之間的對應都是條理清晰的，不同樂章的性格都被清楚凸顯出來，撥奏、跳音、快速音群、半音效果等，這些音樂語言都被自然演奏。像是《降E大調第九號弦樂四重奏》第一樂章，樂團以冷豔的音色開場，音色被處理得相當細膩；《D大調第四號弦樂四重奏》第四樂章開頭有一段中提琴獨奏，在這裡，中提琴手伊果‧奈汀（Igor Naidin）有出色的演奏，配合著其它聲部的伴奏，彼此之間相呼應和；在一首樂曲中，四個人以相同的呼吸、想法做音樂，這是室內樂的最高境界。

除了蕭士塔高維契的作品之外，傳統浪漫派的四重奏，也能清楚展現鮑羅定四重奏的眾多特點。以第一場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P. I. Tchaikovsky: String Quartet No. 1 in D major, Op. 11）為例，這首耳熟能詳的知名樂曲時常出現在音樂會上，不過鮑羅定四重奏團的演奏以相當冷靜、高貴的音色詮釋，不將柴可夫斯基的旋律過於感性的演奏。當然在他們精湛的合奏藝術下，仍然有著相當豐沛的情感。第二樂章知名的如歌的慢板，可以演奏的如此輕柔、溫暖；第三樂章的詼諧曲，在A段一減七和弦音響上，他們刻意在運弓上有所強調，讓中提琴的B音加了重音，是十分有趣的處理。第二場音樂會演奏的舒伯特《c小調第十二號弦樂四重奏》〈斷章〉（F. Schubert: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c minor, D 703, Quartettsatz）同樣是相當知名的曲目，不過可惜的是因上述第一小提琴的種種問題，導致他們的演奏多少大打折扣。雖然中提琴、大提琴始終維持在穩定的水平上，然而第一小提琴可說是四重奏的靈魂人物，難免破壞了整首樂曲的進行。

鮑羅定四重奏這一老牌的俄國樂團，在演奏他們國家的傳統曲目時，仍然是有獨特味道的。聽完這次台北的演出後，筆者不禁自忖，在這四重奏彼此競爭、好的年輕樂團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的時代，鮑羅定四重奏團要如何維持住過往的光輝，並傳承著那引以為傲的樂團傳統？或許這是一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