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老人家拿一把月琴，坐在樹蔭下述說生活辛酸與鄉愁。」民謠彈唱不僅是屏東半島的日常，更是勾人的地方風景之一。

時間推移，對於不曾經歷拓墾艱苦時期的孫姪新世代，何以經驗曲調中無以言說的心情已然不易；對於旅人或傳藝師而言，又該如何藉此風土呈現地方黏性以展現獨特「地方感」，在黏住目光或延續傳統的同時也能促進城鎮發展，更是令人絞盡腦汁。已舉辦十年的恆春國際民謠音樂節，2018年起以「半島歌謠祭」品牌形象再次出發，而《半島風聲 相放伴》（以下簡稱《半島》）即是2019年歌謠祭深受矚目的新嘗試之一，邀請在地學生、傳藝師成為演員，在恆春西門廣場索票演出兩場，今年更將整個舞台搬入場館再次推出。

地方故事作為一把鑰匙，為我們開啟的經驗很可能不僅僅只有「觀看」一種可能。

是誰的故事？《半島》開場調度即饒富劇場性，黑暗中浮現多重人物記錄影像，交織生活紋理的口述錄音，兩者的時間軸錯綜使觀者迷航在時光隧道裡，而半島的風土氣息也逐漸瀰漫想像的維度。此時，一位老婦人被召喚似的帶把月琴在青草茶攤旁乘坐，說書人（張家禎飾）拿起攝影機直對婦人，舞台上出現即時投影，婦人不動、說書人不說，這段無聲勝有聲的安排，揭開故事可能的關注視角──「她」。

一片熱鬧喧騰的書店開店、小學生嬉鬧過場、現場樂團亮相等畫面，直到婦人從一人變成一群而拍下大合照後，我們可以了解到主角很可能不是某單一特定對象，而是一整個時代裡的「她們」。而劇名中的「相放伴」所指涉的對象也很可能不只是舞台上的彼此，舞台下的我們也在無形中轉換身分成為舞台上說書人的眼睛，正拾起錄影機為自己直播一場既私密又開放的愁鄉之旅，與台上的她們、台下身旁的觀眾相伴，也與昔日的自己展開對話。

在陪伴過程裡，劇中的各種衝突表現是《半島》極其亮眼之處。從外部而言，在音樂廳的舞台上搭建極其寫實的「半島冊店」街景，突出於兩層樓高景片後方的管風琴及木質牆面對於劇場幻覺的建立略顯干擾，然而不時提醒此處為「音樂殿堂」的空間本質似乎正呼應著本劇以「民謠傳唱」為主題的展演目的，突兀卻又相映成趣。從情節來看，阿滿來自滿州、阿春來自恆春，兩人為「青草茶到底是滿州的好，還是恆春的佳」進行辯駁，噴出韻韻到味的四句聯嗆聲，引出地方長久以來的議題：恆春民謠和滿州民謠，究竟誰厲害？從製作層面到情節發展更可觀察到，兩地協會共同合作此劇，傳藝師亦同台獻聲，劇末阿春與阿滿也齊心協力為自己的人生和家鄉奮鬥，此正面顯露衝突的安排，除深具戲劇性外，頗有破除議題甚或設法在劇中推進地方和解的意味。

以內在而言，演出過程中，傳藝師們長時間坐於舞台兩側及布景二樓，她們身兼演員、音樂家，同時是故事本身、也是觀眾之一，要唱、要演、要記、要欣賞，更可能隨時深陷自我故事情境無法自拔。然而多重身份並未致使表演者困窘或混淆，反而將劇場幻覺帶往更真實、更親密的狀態，「扮演」關係的存有高度流動，又或者說，表演者內在角色的衝突或流變早已轉化至攝影機景觀窗另一側的觀眾身上。原來我們也可以是傳唱者，要傳的並非「再現半島歌謠既存」的真實，而是試圖從民謠曲調裡普世的鄉愁情懷覺察自己與這片土地的關聯，乃至訴說自己與家鄉的關聯可以走到多遠的地方。

最後，回到《半島》的故事主旨，節目介紹表示其以「唱民謠的女人」為主題，「女性」與外部的衝突是情節最主要的動能來源──如丈夫越是反對女性大聲唱歌，她們越要在農忙後找老師一起學月琴、豪飲酒水，甚或開演唱會（此劇中設定也巧妙與本演出企圖裡外呼應）；經營「半島冊店」的Yuki（黃怡琳飾）是扭動地方發展的關鍵人物（書店不只是書店，兼具雜貨鋪、涼水攤、麵攤、托兒所、社區據點及音樂教室等功能），不僅記錄下大量四句聯也催化老師及女性在地方學習月琴的風氣。這些能力的展現完全不靠男性來支持，全劇更以「男性的缺席」來還給女性放聲愁唱的舞台。至於阿滿逃婚不成，接受媒妁婚約的前一晚惜別宴，家族女性齊聚門前輪唱〈牛母伴〉曲調，囑託厚望（包含嫁人後要聽話、認命）卻又不捨的哀調令人唏噓，此處也引出本劇一大命題：「命運是否自決？」正叩問著半島女性是否因彈唱月琴運命有所轉變？離鄉北上求職是否美夢成真？而國境之南難道真無法成為安身立命之所？再再緊扣《半島》展演地方的本質訴求：女性只能委屈卑微？地方就該日益凋零？

因疫情影響，滿座的音樂廳錯綜空缺的保留席，人人配戴口罩的劇場風景是一頁時代註記，但每個人對於家的思念在《半島》細膩的情節及深掘情感的聲線網絡裡被重新靠攏收合──儘管座位相隔，心的距離卻更加緊密。劇末所有演員（民謠傳藝師、演奏音樂家、半島在地學生、劇場演員）牽手齊唱〈思想起〉，整座音樂廳的旁觀者早已深深被故事收服，不自覺共同和鳴來自半島的一風一土，心內關懷家鄉的心境被擴延，而恆春和滿州的故事也在心底留下烙痕。

「民謠是她們一半的生命。」那麼家鄉可以是自己的幾分之幾？和鳴以後，故事未完待續，而《半島》作為劇團與地方合作的結晶，未來可以發酵到多遠，相當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