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演員的閒談構建了一齣戲，究竟是一齣戲呢，還是演員的閒談？一齣通過了表演者日常生活與表演角色之間，所打開的「真」(real)與「戲」(play)，究竟試圖抵消什麼？難道夢境幻想總是一種脫逃的方法？如果造夢的演員們，早就對造夢之天職厭倦膩煩，進而試圖影響黑暗中的觀眾「我們」，「我們」應該接受嗎？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接受，去接受台上由「你們」變出來的把戲？這是挑釁，還是建議？

徐堰鈴「第一次在劇場，正式碰觸客家題材」便以如此這般，二個半小時不休息的長篇筆記形式展開。《離開與重返》濃濃的文件展範兒，手寫硬筆字、即時媒體、時代轉接各種道具戲服、景台的側面背面、大小比例等，盡可能低調的音樂就像是針筆打引號，光線的角度各種繁瑣，舞台、片場、心理世界流動，甚至連台上的花生米、醬菜腐乳稀飯都是真的。女導演這次可是織了塊當代感十足的鄉愁大花布。

在人物上，金鐘影帝母親的老厝要被劉縣長拆了，他抗爭未果，母親也故去，他悲傷憤怒抗拒再拍戲；當紅客家一哥是同性戀，他生活裡亞際的邊界移動，恰好對應上電視劇角色，一個逃命到中國大陸的台灣共產黨員；這部電視劇的女主角，一個永恆的、演了二十多年的、每個客家電視劇都需要的典型嚴肅的客家婦人，她甚至能夠提供所有客家婦人角色的戲服，並且清洗，她拒絕演抓山豬去取悅娛樂觀眾；電視劇的年輕花旦，接了德文戲，三十三歲，憧憬著歐洲大舞台（或者男人），一個所謂的擁有旺盛賀爾蒙足與世界溝通的世代；一個以電視劇導演為副業的苗栗男人，他買地做茶園民宿，還想蓋影視城、辦戲劇節，實現苗栗文創一條龍大夢。

構作上，這個作品展現出了反覆對應的企圖，場景是苗栗，尤其鎖定近十年政治化的苗栗。電視劇導演在戲框裡，對應著金槍不倒劉縣長，他是現在的夢想家，他也就會是未來的統治者，差別只是夠不夠老；素人演員對應著大埔事件的抗爭者，他是金鐘獎的影帝，他不願意再被騙去拍戲了，究竟抗爭者是不是影帝；客家一哥剛在加拿大同志結婚，伴侶在上海並不常見面，對應著五十年代逃出台灣，輾轉日韓到大陸的左派知青，究竟是小確幸旅遊還是亡命走天涯；刻板典型的客家婦人對應著女演員，究竟是必須這樣演（角色人物的倫理政治）還是自己的聲音中年才覺醒；千金小姐對應著新人，究竟是想事業還是想男人（搔首弄姿小S的國標舞）。

但總歸，這是一台戲。令人好奇的在於，當台上都這樣全擺上了，「我們」抗爭的種種傷痕，在嬉笑怒罵中，就真的能夠煙消雲散了嗎？作為演員的「你們」所展示出的和諧共同體，真的以為「戲」(play)就是一種「作」(act)嗎？那畢竟還是在片場、舞台的一個範圍之中吧！看完這齣戲，我發覺現實的昏夢離我又更遠了，總覺得那些理不斷的線索，不能被理的情感激動，不應該結尾在惠特曼的《草葉集》，那種超越性的、藝術無上論的、甚至就是寶塚大排場歌舞般的、源自於表演者腎上腺亢奮的，如同託辭的祈禱文中。因為，那句話，真的使得痛苦，太容易離我們遠去了。惠特曼的「我」(me)，總是以一種鋪天蓋地的聲勢指著「你」(you)，鬼呼狼嚎後又一聲喝止，憑什麼憑什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