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曾為兩廳院《我是這樣看世界：溫柔女聲米莎》寫了一篇樂評【1】，文中以「什麼是客家音樂」起頭，試圖以語言本身之音樂性，呼應「客語」如何成為當代民樂之特定分類。幾世代以來困擾著音樂人的大哉問，似乎也同樣困擾著演員、導演、編劇。莎妹劇團由徐堰鈴編導的《離開與重返》，將自身定義為一齣「客家戲」。「客家音樂」或許還容易想像，但什麼是「客家戲」呢？至少前者，還有用客語演唱的共識，還有深厚的傳統，有著其流變的脈絡，有著一代代音樂人前仆後繼地找答案，從山歌、平板、小調、八音的曲式結構，到與土地相連的庶民生活，再到當代社會全球化影響下，早與跨國流行歌無異，只是換了個語言演唱的現代曲調。但「客家戲」，卻像是橫空出世的劇種（倒是有不少以客語演出的傳統劇種），它不一定非得以客語演出（至少《離開與重返》便是客語、中文夾雜）；它可以與客家文化有關，卻並不以此為限；最弔詭的是，它不像民樂般有著自發性「唱自己的歌」的時代淵源，更不見得要「客家戲」的形式才能「說自己的故事」（而「客家戲」究竟又是什麼形式）。於是，在近年客委會、客家電視台、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的外力推動下，這三個字浮上水面，迫使著創作者在混沌中回過頭來思索自己與「客家」二字的關係。

於是，在「客家是什麼」尚無法被解答前，「一群接演了客家電視台的戲，而開始思索著『客家是什麼』的演員」倒成了劇中最明確、最不可動搖的集體認同經驗。事實上，儘管徐堰鈴並未在劇中明言「客家是什麼」，倒是表明了「客家不（只）是什麼」。她在劇中並不消費那早已過度商品化的客家象徵，也不訴諸族群承襲的歷史脈絡。相反的，她卻從抽象層面出發，將此族群跨世代的遷徙記憶、在當代社會的認同追尋，比喻為演員在角色間的過渡與轉換。矛盾的是，這「離開與重返」，既是無止盡的飄泊，卻也因著角色定型的重複，成了毫無出路的窒閉。客家，不再只是包含了個人記憶、歷史文獻、音樂、服裝、血統、語言文學、飲食文化等具體意象，而是某種無法言說的心理狀態，矛盾糾結如其劇名。

在戲中戲《月光華華》中，藉由二二八時代背景引出的，不只是客家演員「拍攝客家戲」的現實處境，還有那無法以客家／非客家區分的當代議題，（或許稍嫌貪心地）涵蓋性別、當代劇場之全球化、流浪動物、居住正義、偏鄉發展、女性社會角色、文化殖民等，在不同時刻藉著不同演員之口，彼此穿插呼應。換句話說，演員一方面藉由扮演戲中的「客家」角色，而在現實人生中摸索屬於「客家」的自我認同究竟是什麼；另一方面，現實人生的經歷卻又回過頭來質疑著客家形象的刻板箝制。美娟（謝瓊煖飾）厭倦了十幾年來總是千篇一律的刻苦客家婦女形象；佑妤（李邵婕飾）雖是客家演員卻得學習客家話，就像學習遙遠的德語一樣；承宗（李辰翔飾）雖為同志卻享受著劇中的異性戀形象──這似乎都提醒著觀眾，看似明確的身分認同，只是太過輕易的假象。要找到答案，只能先戳破假象。

然而，所謂《離開與重返》的矛盾、游離，除了成為「表演」之隱喻，是否還能有其他可能性？回頭看那作為全劇主幹的劇中戲，儘管形式相當常見，其媒材選擇卻格外令人玩味。「電視劇」的設定，一方面既是呈現現實生態，另一方面也翻轉了戲劇與真實的關係。看似寫實的拍攝場景（有一幕甚至以攝影機同步投影在舞台後方，而這卻也是唯一一幕演員將個人私事與戲中台詞混淆的段落），如同布萊希特的疏離效果般，時不時被拍攝外的真實所打斷（質疑台詞不合理、抱怨角色沒有說服力），說哭就哭的瞬間，更讓觀眾意識到自己是在「看戲」。與此同時，演員們戲外的真實人生，卻藉由夢境般的超現實手法呈現：停格獨白、歌隊加入的囈語與遊走、在縮小版的片場建築模型中穿梭扭曲。戲裡戲外，究竟什麼是幻覺，什麼是表象，什麼是真實？

即使如此，這卻也讓我連帶地困惑於第四名演員的角色設定。在這雙重翻轉的扮演與真實之外，皓天（徐灝翔飾）所化身的張藥房事件主角，讓劇場外那更大的、同時收納了演員與觀眾的現實時空強勢登台。被拆除、頹倒的房子，成為全劇揮之不去的意象，讓《離開與重返》不再是普世性的心理狀態，而向外聯於這麼一個具有時代指標性、牽動著台灣社會各層面的新聞時事。劇中鉅細靡遺的細節場景，藥房、抗爭、學生聲援、劉政鴻的強逼、丟鞋抗議，像是延遲了四年的新聞重現。的確，在此處可感受到劇中刻意荒謬化事件，如媒體記者強行採訪、劇組間一邊做菜一邊彼此安慰等，但是舞台上再荒謬卻也比不過現實社會的荒謬。即使演員強大的表演能量與成熟的導演手法，創造出極具說服力的戲劇張力，讓這太有份量的社會事件不致過於突兀；但回過頭來看，當劇中大部分時刻翻轉著我們對於扮演與現實的認知時，觀眾又該如何面對舞台上所映照的巨大真實呢？透過劇場所折射的真實，與我們被襲捲其中的真實有何不同？一旦離開了劇場，我們又將用何種方式返回外面的世界？

在戲裡戲外，現實與超現實，國語與客語間擺盪的場景，最終結束在已分不清是表演還是夢境的渡河群戲中。在許多古老神話中，「河」是兩種存在狀態的中介，是生命與生命間的過度。面對著這極為誠實的認同困惑，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或許這正是為什麼《離開與重返》選擇收尾在一個毫不相干的語言，惠特曼《O Me! O Life!》的英文詩句中。既然「客／家」二字本已矛盾，那便超脫吧。

註釋

1、〈讓語言成為音樂的骨架而非類別〉，2016年12月12日刊登於表演藝術評論台，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