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盈帆（特約評論人）

一位觀眾於11月23日演後座談發表了一句感言，此宣言彷彿是全球女性主義（global feminism）的發亮招牌閃耀臺北夜空。招牌下聚集了臺灣、香港、新加坡、泰國、日本、澳洲、比利時、法國、美國的女人們，與舞臺上法國、西班牙的明星女人Mathilde Monnier及La Ribot相遇。那位觀眾表示，他不太知道「Camping Asia」是什麼活動，僅僅因為作品題名中有「女人」二字，他便購票前來觀賞《身為女人》（以下以英文劇名《Gustavia》稱）。因為，他是「女人」。

若單看當晚，一邊是年長的白人女性在臺上，一邊是年輕的各色女性在臺下，很可能會誤以為這是一種窠臼式的「國際交流」，一種白人母親賜給著色人種【1】女兒們的禮物和教誨。其實不然。全球女性主義最初天真地以為女人無論身處地球何處，都受到同樣的男性優勢結構壓迫，所以只要是女人都共享一個女性認同。然而這樣以白人、中產階級為主的理論，已深受第三波女性主義以及後殖民女性主義的挑戰，而這樣的假設，雖然帶來了那位觀眾，卻沒有在舞作中出現。因為，《Gustavia》是在Camping Asia之中上演。

Camping Asia提供了Asia討論「他者」的機會。雖然所謂Asia，所謂亞洲實在太過龐大以致無法在短時間內收攏，但至少，所有的他者將有機會討論自己與其他他者。歷時兩周的Camping Asia是一種液態的期間（during），參與者將經歷策展過的藝術家及作品陳列，也將經歷實作工作坊、包含聆聽與發言的論壇，還必須經歷於異地與陌生人共處的日常。在此期間，邊陲與邊陲（各舞校師生們及亞洲藝術家）得以交流、衝突、結盟，而邊陲與中心（學生們、行政團隊與歐洲藝術家）同等有機會交融。Camping Asia特意將雜揉（hybridity）早期介入於未來藝術家的人生，在學生們尚於塑型階段便推拉他們進入全球性的碰撞。在上述架構下，Mathilde Monnier及La Ribot在2019年的臺北搬演2008年的作品《Gustavia》，才能避免踏入全球女性主義的地雷區，徹底推翻「歐洲」與「非歐洲」的對立。也就是說，若兩位「世界級」大師在演前沒有給予工作坊，沒有機會與「地方」進行深切的交流，則《Gustavia》在亞洲演出，可能只會是場歐洲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教條示範。

Mathilde Monnier及La Ribot，無論在舞臺上或舞臺下，因他們長年卓越的成就，很難不被我視為西方女性「典範」。然而，女性典範的國際標準是────「解放的」、「自由的」、「有選擇權」的女人。這種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所提倡的「新女性」形象，不會包頭巾，不會去相親，會化淡妝但是因為自己高興，會穿高跟鞋但是因為自己高興。Mathilde Monnier及La Ribot，法國女人及西班牙女人所創作的「自由女人」，不受審查，不受限制。在臺灣演出時，他們可以只穿全黑長袖圓領衣及內褲，露出整段光潔無毛的強壯美腿；在臺灣演出時，他們可以只穿全黑坦克背心及貼身長褲，露出整段潔白手臂的筋肉紋理；臺灣接受成年女人裸露，散發「自然的」性感。

歐洲女人可以簡單盤起頭髮、畫上唇膏眼影就來演滑稽諷刺劇（burlesque），兩位編舞家選擇不將臉畫白或把眉毛化濃，也不按拍子跳爵士舞或脫衣舞。他們所進行的，是以女體再現滑稽諷刺劇的經典。兩個女人奪回從十八、十九世紀開始至早期電影始終由男人表演者發揚光大的burlesque技巧，他們搬演可由觀影記憶辨識的滑稽橋段，刻意重複被絆倒、搶椅子、互毆巴掌，這些經典方法果然引發亞洲觀眾大笑。但當La Ribot一次又一次搬動一片巨幅長板，在回身時一次又一次重擊Mathilde Monnier的頭，那些過去引發我笑的動作契機卻讓我覺得羞愧。過去我也知道被打很痛，但因為那是他者，所以我能對著他者的痛苦發笑。甚至，「重複」正是造成我能預期他者即將受苦的契機，使我能夠等著大笑。

觀者笑到不想笑，表演者跳到跳不下去，重複的疲倦（fatigue）是《身為女人》另一項動作主軸。或許有些臺灣觀眾對burlesque的不熟悉是件好事。這代表有些人不知道burlesque的一支已流變為《舞孃俱樂部》（2010），所以有些人不知道一聽到burlesque就可以期待女體的展露。也因此，這些觀眾能專注在「諷刺」（satire）的burlesque傳統上。《Gustavia》將疲倦（fatigue）與諷刺（satire）驚人地交織在一起。在一個段落中電子音樂節拍極快，Mathilde Monnier和La Ribot穿著亮漆皮平底及膝黑靴，彈性貼身長褲和黑背心，他們重複快速拉起褲管閃露膝蓋，他們以臥地、提臀、踢腿的性感姿勢閃露肉體，甚至時常露及大腿根，但我卻一點也不覺得他們性感。這並非因為他們沒有保持微笑，並非他們的神色沒有討好觀眾，而是他們毫不遮掩重複的疲倦。那無聲的內心獨白「好好好給你看」、「我拉我拉我不在乎」，於直視觀眾的眼神中響亮地迴繞於劇場中，諷刺力道之大，甚至壓過令人躁動的電子節拍。此時，如同這支作品的所有時刻，Mathilde Monnier、La Ribot精準控制的身體，是臨在的滿點，但他們的勁力卻不壓迫也不收服觀眾，在時時保留給觀者一些空間的同時，於重覆中卻超越觀眾的期待，這便等同是超越了敘事的設限，是一種合格的陰性書寫。

《Gustavia》精準吻合了陰性書寫的特性。該特性「在於不斷延宕與延續，既沒有明確的起點，也無定論的結局，呈現了開放式的敘述，讓女性文本跳脫了傳統男性書寫慣用單一結局的線性思考模式......」（莊子秀，2019：406）【2】作品以哭泣的複數女人開始，以黑暗中的複數女人作結。黑盒空間懸掛三面黑幕，舖滿舞臺的也是黑色絨幕，層層疊疊的布暗藏著道具與絆倒的危機。第一段落，在一支站立式麥克風與一張黑色Crescendo Chair之間，兩個裸露雙腿的成年女人，以雙重聲線來來回回競爭「像女孩般哭泣」的遊戲。而最後一段落，兩個站上高腳凳的女人，當他們的唇一起說話時，雙重文體（double syntax）體現於舞臺上。他倆因「二者從不分離。你／我總是同時為多數。一個人豈可操控另一個（the other）？強制他的聲音，他的語調，他的意義呢？」（Irigaray，1980：73）【3】他們不重複對方亦不重複自己，他們同時說話。

他們同時說話並揮舞動作，或做出與話語相應的姿勢。從a clown變形為a woman開始：a woman很大、很小、有大大的眼睛、有長長的手、有平平胸部、有垂垂胸部、有非常非常長的頭髮、沒有牙齒……a woman很美、作夢、進到海裡……a woman去看醫生、去了墓園、開了房門、關了房門、被孩子們圍繞、有丈夫、跟前任一起沖澡、跟丈夫每晚吵架……a woman演說、朗誦臺詞、唱歌劇、Plié。突然Mathilde Monnier和La Ribot攀跳上黑幕，掛在黑幕上繼續說：a woman支配資訊、政治女人、革命女人、失譯、在叢林迷路……a woman玩、打網球、不做愛……a woman沒有護照、尋求認同、思考、沒有鑽石、非常有錢、是將軍、愛喝酒、總是喝酒……a woman驚嘆、乞求、火女人、海嘯女人、冰山女人……a woman是鬼、哀傷、相信著什麼……a woman in the dark。燈暗，舞作結束。Mathilde Monnier和La Ribot的雙重文體雙聲道令觀眾應接不暇，他們不是明確的，但並不表示他們是模糊不清的。Mathilde Monnier及La Ribot用他們的身體清晰地演譯女人的身體，距首演後十年的重演如何不令他們彼此失望？我想，是因《身為女人》（Gustavia）這齣作品隨著他們身體記憶的累積而更加深刻動人。如何身為女人，如何訴說女人的話語，便是從一個虛構的女人名字「Gustavia」開始，不受限制地開始想像全球女性主義，以藝術的實踐修正它，使全球女性主義成為可能。

註釋

1、著色人種，此文採納林津如副教授對「women of color」的翻譯「著色人種」而不稱有色人種，來強調他們的顏色乃是一種社會建構。

2、「陰性書寫的特性在於不斷延宕與延續，既沒有明確的起點，也無定論的結局，呈現了開放式的敘述，讓女性文本跳脫了傳統男性書寫慣用單一結局的線性思考模式，而且陰性書寫的延遷特性更超乎讀者的刻板預設，所以涵容了各種面向的發展。」莊子秀，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2019，P.406

3、Irigaray, Luce and Burke, Carolyn, Vol. 6, No. 1, Women: Sex and Sexuality, Part 2 （Autumn, 1980）, pp. 6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