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多雨的花蓮，雨勢暫歇的空檔，冉而山劇場部落巡演的第四場於夜色中上演。一位老人雙手捧著圓盤狀的鏡子，緩緩走出，折射出的光線如燈塔般繞射觀眾席。兩名孩童唱著童稚的歌謠，帶著水桶與抹布上場，持泥巴罐的女舞者，邀請觀眾們手沾泥巴，甩向鏡面，小孩趕緊用布沾水擦拭，最後結束於老人持彈弓，以意象的方式擊碎圓鏡。這幾乎組成整場演出詩意的基調，生命恆始是一場毀壞與創生之間的掙扎，就像親手為鏡中的自己，甩上汙泥，終至破滅。

雖然無法理解演出中所使用的原住民各族語言及歌謠，但故事卻是極易進入的。由賣藥人Konayat的三次到訪，串起部落今昔對比的寫照，Konayat帶著樂手與舞者，遊走於不同部落間，帶來醫治各種大病小病的藥片與膏藥，也帶來娛樂和各部落間的消息，無怪乎當他的歌聲從遠方傳來，部落的族人便趕緊攜老扶幼的圍坐在空地。本次演出搭上現場演奏的手風琴與搖鈴，一些演員個人即興的幽默，如把墨鏡戴在草帽上，以及在不同聲道間變換的經典老歌「More Than I Can Say」旋律，Tilo林恆智生動的扮演了Konayat一角，成功炒熱現場的氣氛，也加深Konayat第二與第三次到訪時，部落人口凋零的寂寥。

部落為何變成今天的這個樣子？冉而山劇場將外來政權的壓迫，以及關於內在心靈「我是誰？」的叩問，轉換成場上流轉的視覺與聽覺效果。先是女孩脫下了阿美族傳統服飾，只剩一身黑色貼身衣物，伴著暴亂的音樂狂舞著。而後表演空間內的不同區塊，輪番上演著彼此矛盾且衝突的人物處境。這裡架高的平臺上跳著鋼管舞，而那裡有一名黑衣女子塗著口紅，她說「我沒有祖靈。」「我沒有部落。」

戰爭與不同政權，在體內留下的記憶，使部落的男人雖著傳統服飾，卻唱著《台湾軍の歌》和《台灣好》，黑衣女子在歌聲中，試圖學習像個人般（哪一種人？）站挺站直。部落的老人，雖被工地的敲打聲干擾，仍守著傳統祭儀，舞步卻越跳越疲累。最後所有的動作與聲響同時並行，帶領觀眾進入巨大的轟鳴，與無路可出的困局中。

當一切的死結皆浮現眼前，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心靈的繩索纏繞上肉身，瓦旦．塢瑪（Watan Wuma ）周身裹著報紙走出，一名男子（Moli曾光辛）拄著拐杖，單腳拖著浮球與廢瓶罐經過，開場時持泥巴罐的女子復又現身，四處潑灑泥巴，曾出現於場中的眾人一一重返，俯身進入泥漿裡，四肢交纏翻滾，泥漿剝落報紙人身上的文明痕跡，重現人的本相。另一面圓鏡被捧出，河流又開始蜿蜒，演出開場時的意象於此再度上演，卻翻轉出不同的聯想，毀滅與創造是一體的兩面。從泥土裡死去的，將再從泥土中長出。

以上只是一名漢人觀眾所能捕捉到的吉光片羽，而我想更多的祕密則被保留給部落的祖靈與懂得族語的觀眾們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