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沙拉殺人事件》講述一對因殺害自己孩子而惶惶不可終日的夫婦，夫婦透過爭取隱而不顯的監控系統之認同，來完成對於自身「正常」的自我判斷，從而同時解消掉負罪感與窮困的精神、物質負累。作品改編自日本劇作家別役實的劇本，劇本中夫婦二人對於「正常」認同的盲目爭取，奠定了演出的荒謬性，再拒劇團本土化的語言轉譯工作，則在貼近本地觀眾心理的寫實之餘，依然保留了透過調度與聲響介入的不協調感。這些在表演層次上的「異常」，反覆地提醒著觀眾，這並不是一齣攸關階級問題的社會寫實作品，相反地，在這個時時充斥著怪誕節奏與聲音的劇場空間中，支配著行動的並不是具體的物質條件，而是追求「正常／不正常」認同判斷而被抽空的精神狀態。

在敘事中，夫婦對於殺害孩子的矛盾乃是透過金錢來證成。在劇末的收音機報導中，傳來了因沙拉而起的兇殺事件，對此夫婦二人開始爭論殺人的理由。丈夫以這個沙拉殺人事件作為比較，羨慕其哪怕微小卻「至少有理由被殺」，而「我們沒理由殺雅惠（女兒）」。對此妻子安慰道「讓我們活著，這就是理由。」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沙拉殺人事件仍帶有情緒性的動機，而夫婦殺人則純粹為了利益的交換。對比開頭以來夫妻二人神經質的表演，無論是妻子的過份在意表現正常，以及丈夫的連連走神，可見兩人的核心問題在於殺害孩子的罪惡感。

沙拉殺人事件（再拒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然而，從演出的狀態看來，這對夫妻也許邊緣（沒有親友）但卻未必貧窮，在尚未得到保險金的狀態下，兩人依然可以在成日在家中無所事事、泡茶聊天。換句話說，前述妻子聲張的，不得不將孩子殺掉來讓自己活下去的背景，實際上並沒有太強的說服力。因此，張力並不在於兩個人要「如何活下去」的階級問題；而是要怎麼透過「正常／不正常」的判斷方法，讓謀殺的行動，不再透過倫理或物質來被討論，而被歸類成「是否被允許活下去」的認同問題。

「正常」的需求因而在敘事上透過兩點展開，其一是為了「要先騙過自己」的負罪感，其二則是為了取信於保險公司以順利取得金錢。於是，殺孩子的愧疚與保險金便透過監控系統的認同，成為了同一件事情。換句話說，保險金乃是罪的外顯，保險金的遲遲未來，對於夫婦而言，便形同一片有罪的烏雲，籠罩著整個家屋，使其必須處在隨時會被揭露為不正常、有罪的恐懼中。因果關係在此被倒置為，如果可以取得金錢，便能夠說明我們的無罪。也就是說，行動的價值判斷基準已經不再關乎殺人本身是否必要？是否合宜？而是透過兩人拼命地表演「正常」，將問題轉化為監控者（保險公司）對自己的不認同。

沙拉殺人事件（再拒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劇中夫婦倆所擔心的保險公司自始至終皆沒有露面，也因此保險公司具有潛伏在任何地方的可能，它先是化為了對於業務的懷疑，再於那些不存在第三者的場景中，由觀眾作為社會集體的眼光，替補了監控者的缺席；但同時，由於觀眾也可以聽見「你皮繃緊點，表現正常一點」的夫婦兩人私下議論，使其多少也被捲入為某種「不正常」狀態的共情者、謀殺秘密的知情者。如果僅僅將這些引人訕笑的舞台調度與在地化翻譯，理解為一種寫實的調度，換言之，理解為一種社會關懷的階級問題，那麼這齣作品，就不過是提供了觀眾透過想像中的「底層」，來共情自己作為不被認同的被審判者，同時安全地保有旁觀他人痛苦的舒適距離。

因此，必須意識到本劇的荒謬形式，並不來自於它的非寫實表演，而是來自於表演對於「正常／不正常」的高度信賴，以及設法以此取悅監控系統的行動。最具代表性的行動，便是面對業務與流浪漢拜訪時，夫婦兩人狼狽地在自家躲藏的樣子。夫妻兩人可以一邊嫌棄著流浪漢，同時一邊渴望修好他送來的收音機，以「知道社會發生甚麼事」。這種對於「異常」的排拒，以及渴望「被正常化」的精神分裂，正是信仰「正常／不正常」的唯一判斷，抽空了認同關係以外其他可能想像，所帶來的荒謬性。

沙拉殺人事件（再拒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那麼，這些丑角式的懦弱，便並不來自於夫婦的階級屬性。此處的貧困，是一種被取代一切判斷的認同慾望所限制住的貧困。如果說將生命與保險金建立起相互交換的資產調配關係，尚是來自令人沮喪的社會限制的話，夫婦所體現的反抗方式卻是把自己的行動可能推諉給了「正常／不正常」的判斷，於是爭取「正常」的認同荒謬地突變成了唯一的活路。當認同變成了問題的核心時，誠如妻子所示範的那樣，活著當然可以是殺人的理由，只要讓其轉變為認同問題，那麼便無需討論倫理可能與物質條件，命題本身已經被抽空，只剩下正常或不正常的表態。換言之，殺人的修辭雖然仍然需要理由，但也僅僅是需要一個理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