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更大的議題之前，先談《転校生》本身吧。結論上，本劇是齣有趣的作品，製作水準應給予肯定。二十一位女高中生，其中一位是轉學生，就像丟入水池中的石頭而起的漣漪一般，她們日常生活的交談，因為轉學生的到來而起了微妙的調整。有的人變得客氣了一點，有的卻不由自主地白目了起來，但其實最終什麼都沒有發生。不只文本方面的翻譯，創作團隊很精準地複製了日本平田織佐導演的「同時多發」，即「同時間多人對話」的劇場美學，讓女學生們課間的日常雜談形成有音樂性的複調聲響。在不少時候，眾多文本訊息根本聽不清楚或者也不太重要，只要單純地享受眼前的青春肉體以及儂儂細語就已足夠。

平田的原著當然不是只期待觀眾進場放空。文本以象徵主義的基調，讓二十一名「高中生」藉由自己的文學讀書報告或小論文，交代出世界各國學生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槍枝問題、恐怖攻擊、種族歧視等等，並進而詰問人類存在的意義。《転校生》的劇場空間，那二十一個座位以3、5、5、3排列形成的八角形場域，因而描繪出某種形而下與形而上的交會樞紐。透過這二十一名角色，觀眾凝視的是某種當代浮世繪。除了極少數角色略有背景設定之外，大多是以其表面服裝形象跟特定性格與價值面向，比方說喜歡解剖，存在於舞台上。舞台有足夠的多樣性，可以取得觀眾某些時刻的認同或微微一笑。

當然或許這個切入亦是問題所在，繁雜的多元議題基本上只是提點式的存在，缺乏現實的脈絡與文化情境，來引導觀者進行複雜思考。正好相反，這個手法毋寧說比較像是用來塑造關切世界的幻覺，滿足觀眾在安穩、舒適環境中而發的求知欲，在教室中進行的《一千零一夜》。但是，由於角色語言明顯超齡，實在讓人期待，劇本是否能對它想討論的世界有更為具體的觀照。或許正因原劇設定為青少年劇，議題只能點到為止，形式又缺乏顯著變化時，審美疲勞幾乎很難避免。

深層的價值問題在於，如此原文本被轉譯至台灣脈絡，在強調實驗性，行之有年的「新點子劇展」演出時，本劇取得了怎樣班雅明式的後起生命？本文想詰問的更大議題即在跨文化交流與買辦之間的協商張力。

2017年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引進日本能祖將夫導演的群讀音樂劇《銀河鐵道之夜》及其劇場美學，讓學生與台南地區民眾共同演出改編自宮澤賢治的同名作品。當時，知名劇評人郭亮廷在評論書寫中質問，引進日本導演及文本的實踐價值到底是什麼？可以這麼回應，該劇因為其特殊的共同朗讀形式，所以專業學生演員得以帶動社會素人演員，在舞台上取得一定演出水準。在此脈絡裡，日本的導演美學及文本形成台灣與日本跨文化合作，以及在地觀演社群的建構基礎，絕不能說沒有意義，至少教育價值顯著。

那麼在《転校生》的情況又是如何？從演後座談聽起來，本劇的演出是對平田織佐原作的嚴謹複製。唯二例外是原劇的圓形舞台在台灣轉換成鏡框式觀看，改由演員在四幕中轉換不同面向演出，此外文本的讀書報告似乎有些作品替換成台灣作家（筆者其實在演出中根本沒聽清楚這個轉換，只從座談中得知）。整體而言，縱有微弱的在地化嘗試，本劇彷若致力於將平田的劇本及美學介紹給台灣觀眾。如此一來，以台灣演員演出台灣版本的更多意義在哪裡？

換個方式說，跨文化交流與文化買辦的差異在哪裡？跨文化交流應該為抱持某種對等互惠的理想，雙方或多方彼此碰撞，產生非彼非此的混雜物，為參與者與觀看者揭露文化內在的複雜性與建構性，帶來對於文化的多元理解。而文化買辦則建立在文化資本的位階差異之上，大多由弱勢的在地文化一方負起引介、代言強勢文化於在地脈絡的引介與繁衍。

日本為台灣現代劇場的兩大源頭之一，它對於台灣現代戲劇發展的影響在此不贅述，而是想指出，結合實質政治歷史與劇場美學發展脈絡來考量，誠實地說，日本與台灣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建立於後殖民關係上的文化糾葛。日本元素對很多台灣人而言，不只是單單随便一個國家或文化，而是「日本的」東西。台灣現代劇場自80年代以來，「重新」向日本表演藝術學習，直到今日，除了土方巽是不少人朗朗上口的歷史人物外，鈴木忠志、櫻井大造或者更近期的平田織佐，許多來訪台灣或合作的日本導演絕非少數。跨文化交流與文化買辦的之間權力光譜似乎不太受到嚴謹檢視，日本則仍多作為大寫他者，成為台灣劇場市場引介、複製、學習、啟發的重要對象。日本現代劇場的龐雜美學到底在台灣的劇場空間帶來了怎樣的文化糾葛，形塑了何等美學版塊，在現今日本與台灣文化互動愈趨頻繁的歷史階段，似乎到了應該盤點的時刻。如果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部分來說是透過日本文化來自我啟發，這意謂著什麼？這些問題本文無法回答，也無意否定目前的市場偏好或本劇。不過既然國際化已經成為台灣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更仔細的思考框架有其必要。

《転校生》是好看的，也是種美學溫室，保留了文化他者的美好與純粹。骯髒的大人在全劇中隱形了，卻又不斷被提及。劇場中，觀眾對於青春「她」者的窺淫，亦象徵著日本文化對台灣人難以消弭的吸引力。觀眾也在被觀看著，缺席的大人，其實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