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宗洧（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鼓聲單獨響起，觀眾似乎被召喚到一個全然空白、沒有脈絡性的空間。四個劇場演員從表演一開始就展現了語言的多樣性，以及他們對於二元區分（dichotomy）的批判。然而，他們自身就深陷在這種二元區分的狀態中無法動彈，有一個「可能」世界與「不可能」世界；有一個人道主義者與另一個需要幫助的戰區；有一個得以安坐於觀眾席遠觀苦痛的劇場與另一個被苦痛編織起的真實生活。本劇一開始就看見了它作為「再現」媒介的侷限，正是無論透過如何的情感經驗的多樣性展演，劇場永遠都是一種殖民的象徵。

說起殖民，我們很快地就會將歷史與物質條件帶入討論。然而，本劇從「人道主義」的批判出發，談的是另一個維度的「文化」殖民。有一群「可能」世界的人前往「不可能」世界實行自己的人道關懷，而人道關懷卻正是因為這些「可能」世界擴展出地獄般的戰場才得以萌生與製造。帷幕隨著四個演員的拉扯而逐漸隆起，帷幕核心逐漸被揭開，觀眾似乎開始接近人道的本質，其實就等同於隆隆作響的戰爭鼓聲，以及角色們說不清楚的「現場」狀況。

導演刻意選擇讓四位劇場演員直接摹仿受訪者的聲調、口氣與談論內容（或者說以一種錄音機式的暫停與播放），讓觀眾似乎可以想像現場工作人員是如何詮釋他們在「不可能」世界的生活境況。演員就是工作者本身，而不是透過「扮演」他們來呈現一種連貫的劇情設定。這一方面指向了人道工作者由於個人身份及生命經驗所帶來的在現場工作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創造了一種故事們間的斷裂——大家的在「現場」經驗是如此異質，以至於既有浪漫化（romanticize）人道工作的敘事就成為一種不可能，甚至是可笑的嘗試。

劇場作為一種「再現」，無論角色再怎麼播放錄音，仍舊是一種對於現實的接近而不直接等同於現實。我認為，導演邀請了打擊樂手進行現場演奏，而不是透過事前音效製作的方式創造鼓聲，得以讓我們可以捕捉到「再現」現場的嘗試及其不可能。鼓聲相較於劇場演員的言說，在劇場表演中是更具有彈性與創造力的，角色的展演反而成為固定的，難以逾越的存在（甚至搭配上中英文翻譯，我們彷彿可以預測他們要說出什麼故事）；然而，鼓聲也提醒了觀眾我們正在觀看的是一場難以逆轉的劇場表演，在劇場裡鼓聲總有停頓的一刻——即使在本劇最後，鼓聲持續了將近五分鐘——然而，在「不可能」世界中，戰爭的隆隆聲響從未停止，「現場」也未能成功搬回殖民性的舞台。

因此，坐在台下，身處在台灣的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將「再現」場倒轉成在「現場」的思考。對於人道的二元區分，對於強／弱、善／惡國家的二元區分，對於真實與再現的區分，或許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成為難以堅守邊界，同時也難以迴避的，關於劇場也關於國家處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