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正熙（2023年度駐站評論人）

義大利導演羅密歐・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作品，以強烈、神秘、充滿象徵性的視覺意象，直探人性幽微而知名，新作《兄弟們》以當代社會安全體制的重要支柱——警察——為題，對群眾運動／社會抗爭中的體制性暴力展現，提出強烈的詰問，以虛構性的展演，刺激觀眾直視現實，面對自己作為旁觀者的道德課題。

《兄弟們》顛覆劇場再現成規的創作手法，也重新定義了劇場演出的「即時性（immediacy）」：我們在舞臺上所看到的「兄弟們」，未經事前排練過程，而是在演出當下，嚴格遵循遠端指令，完成一切動作，沒有個人性，也無需「表演」，就如同導演所言，這樣的演出形式，不僅表現警察角色的本質，更彰顯了當代社會中的個人，如何被無形資訊（演算法）所掌控。（但，如果我們沿著同樣的思考邏輯，是不是也可以對導演的權威，提出質疑？）

舞臺上，從本地招募的演員們，身著一式警察制服，在煙霧瀰漫和刺耳的機械撞擊摩擦聲中，不顯情緒地擺出劃一的姿態，準確地執行劃一的動作，他們手中的棍棒，在場的警犬，被肢解的肢體，白布條上的巨大宣示口號，以陌生但充滿煽惑語氣的語言（聲音）宣講的白袍先知，共同構成了發散著原始暴力氣味，神秘詭譎的儀式氛圍，仿若夢魘般的舞臺景觀，不停地挑戰著我們的感官與意識，撲朔迷離的意象，接踵而來，一再否定實踐理性、建構「合理」敘事的可能。

兄弟們（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攝影李欣哲）

於是，持續刺激著我們的眼睛、耳朵、心臟、腦袋、肌膚的震動，巨大聲響與嗆鼻煙霧所造成的不適感，被巨大黝黑身影包圍而生的驚恐感，和見證暴力行為的麻痺感，成為我們唯一能真實把握的感受。

羅密歐卡士鐵路奇以豐富的視覺意象和文化指涉，「極端」的創作手段，為我們描繪了「極端」的社會現實，十分貼切地反映歐美國家「極端化」的時代氛圍，甚至預示：如果西方政治現實繼續往極權/集權主義（autht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方向移動，不久將來可能會成為事實的夢魘。漢娜鄂蘭在數十年前就已提出的「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概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在《兄弟們》發生的當下，有了更具批判性的意涵：「兄弟們」之所以會在穿上制服之後，就變身為「兄弟」，或許也因為他們被「正常化（nomalized）」的語言暴力麻痺了神經，被以「秩序」之名而行的國家暴力剝奪了個性，因此積累了足夠成為「兄弟」的能量，等待著被激發／擊發？

只是，《兄弟們》所指涉的社會現實景觀，對我們而言，看似熟悉（媒體報導），卻又遙遠（歐美），其演出文本，特別是先知所宣講的〈耶利米書〉，不僅是陌生的語言，也是陌生的概念，政治性與宗教性的互文參照，更非我們所習慣的辯證模式。因此，對我們來說，《兄弟們》會不會就只是個撼人心魄的劇場奇觀（spectacle），而少了對照現實的批判性？

臺灣戰後歷史中，並非不曾出現過與《兄弟們》類似，軍警以「體制性暴力」鎮壓社會運動的歷史情境，我們或許仍有記憶的：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或者比較接近當下的：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甚至是1989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2019-2020年間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也都是我們可以參照思考的歷史事實。

但在歷經了幾次的政黨輪替，臺中美三方關係的起伏，和全球規模的媒體變革之後，這些歷史事件似乎對我們不再有迫切的意義，而只成了公眾人物自我宣傳的素材，或者換取支持的資財，對不公不義現實的憤慨，也在各種網路公社的集體宣洩中，一一化解消弭。「庸俗化」、「瑣碎化」、「工具化」的趨向，似乎無可避免，「安和樂利」的社會氛圍，沖淡了仍然殘存於人際網絡交錯重疊之間的煙硝氣味。

兄弟們（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攝影Jean Michel Blasco）

這樣的現實，是否反映出這個社會（和生活其中的人們）的漠然、無感、與怠惰？或者反而突顯出臺灣社會因其獨特的歷史發展進程而擁有的，面對不同體制權威的適應能力（resilience），得以抵拒如《兄弟們》所展現的體制性暴力，對個人性的否定？

我因此想到布農族警察作家迪洋．馬督雷樣的〈我在博愛特區的這一天〉。

在這篇個人色彩濃厚的散文篇中，迪洋．馬督雷樣寫到他在支援抗爭行動管制時，碰上來自家鄉，參與陳抗（原住民權益）的父老，想到「若是這場抗爭爆發了衝突的場面，我究竟是要掏出警棍去壓制動亂中的我的族人們，還是轉過身來與他們一起抵抗手銬束帶與噴射而來的強力水柱」，而感受到「被撕裂的痛苦」。陳抗活動幸而安全落幕，他也同時結束勤務，脫下制服，帶著檳榔和保力達P，和「久別後愉快相擁的一家人」歡聚，暫時化解了原來因對立而生的驚懼不安。

陳抗活動平安落幕，當然不表示陳抗訴求得到適當回應，更可能如迪洋．馬督雷樣所說：「前方那些要求正義實現的吶喊與松鼠迷惘的身影，最終還是在這陣巨大的唧唧然裡被蒼白地淹沒了。松鼠與正義皆已壯烈犧牲」，而「制服下的我依然只能怔怔地站立在原地，任憑這城市的車潮與已然遠去的我們的自由，毫不留情地自我眼前奔流而往而逝去......」至少我們在迪洋．馬督雷樣的掙扎中，見到制服無法否定的個人真實情感，隱約透露出一絲溫柔與希望。

走出劇場，耳邊仍然有嗡嗡殘響，眼前卻是週末午後的歡樂都會景象，這仿佛是一個更大的悖論：我們習於穩定秩序所帶來的安逸舒適，因此對失序混亂有更大的恐懼，而更願意接受秩序維護者的道德權威，這樣的心態，或許減低了對立的危險，但，真的換取了值得擁有的安適與自由嗎？

《兄弟們》至少提醒了我們：無論他們（兄弟們）離我們多遠，並不表示他們不會真的出現在我們的街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