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莉穎改編黃碧雲的小說《七宗罪》〈懶惰〉的篇章，再次將台灣當代生活這幾年來受到新自由主義邏輯宰制的現象收納進了這一齣戲的背景，簡莉穎的改編中原本香港市場被翻譯成為了建築業。在導演高俊耀的安排下，有關於經濟生活中工作理性下的計算，貫穿《七種靜默：懶惰》整個舞台的表演。透過將「懶惰」視為一種病態，《七種靜默：懶惰》不斷在舞台上展演著工作與勤奮是重要的。正如同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描述新教中不將禁慾與苦修作為一種修行，重點是個人在職業位置上所完成的工作責任和義務。努力工作本身所構成的社會樣貌，可說是提供高俊耀執導《七種靜默：懶惰》的洞見。就如同資深評論人紀慧玲過去提及的：「高俊耀的劇場美學追隨葛羅托斯基的身心一合，所以援用『窮』（貧窮劇場）為指涉…….，對現代人處於外部環境下的精神或實質生存狀態迫切追問。高俊耀同時說，『窮』有窮究的力道。」我們可對比於小說原初文本，發現高俊耀如何把這社會，不理會價值判斷，單純以個人權力姿態所任性決定的殘酷境界表現出來。

《七種靜默：懶惰》主要由三位演員擔任主角，扮演小說中的經理（黃民安飾）、無憂與可喜（彭子玲飾）與傳真人（王肇陽飾）。如同小說中的敘事結構，表演可分為經理與其妻子無憂、可喜與經理跟可喜與傳真人三個主要的情節。在第一段表演中，受限於當代資本生活規訓的經理與只以背影在舞台中呈現的無憂，將資本主義規訓下的身體以及對於情感生活的壓縮與扭曲表達了出來。在表演方式中，透過演員黃民安極度漠然沒有表情的語言聲調，觀眾被拉進了「什麼是懶惰？」這一個疑問之中。當巧妙計算、工具理性的邏輯化身為演員黃民安的表演，我們便看到了這種邏輯如何在人際關係中被傳遞下去。第二段經理與可喜的戲中，可喜是一名對愛情抱持期待的處子，但卻因為經理本身的情感關係下被當成情慾發洩的工具，徹底造成了身心信仰上的改變。做為一名被感情拋棄的人變成了被資本主義歡迎的可喜，既而傳遞了「存在即合理」這種荒謬的邏輯永不相信感情。

《七種靜默：懶惰》並不呈現了懶惰的面相。七宗罪來源於聖奧古斯丁人有不完美，當人放棄了自己所產生的七種罪惡，在高俊耀的表現中，正是傅柯環形監獄的本身，這些我們在他《七種靜默：饕餮》看過，在《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 (readymade)》桌椅所形成的舞台也沒有忘記過。《七種靜默：懶惰》在第三段情節的鋪排下，毫無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的傳真人踏進了這個邏輯中最危險的地帶，他得不到了愛情的允諾，他看到了新自由主義邏輯下金錢的操作，他盜用公款想要以金錢轉換他與可喜的情感關係，他失敗了。《七種靜默：懶惰》在三位演員以及做為旁白、複聲表演的賴麗婷、吳邦駿與胡書綿，把這一套誰有資本掌權就可以任意妄為的邏輯以及失敗者的社會弱勢揭露在觀眾眼前。

高俊耀為冷漠找到計算公式，也對新自由主義下詮釋者如何自訂規則又跨權躲藏在體制裡頭。而什麼是「懶惰」呢？這一齣戲中最被掩藏的面目呢？從來沒有露出真面目的無憂，在第一段表演中不斷地發出囈語，然而這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那一張傾聽的椅子慢慢地被拉遠，終究全然被遺棄了。人類學家史考克（James Scott）曾在《支配與抵抗的藝術》把這種現代生活邏輯的面貌特別提了出，支配體系自然產生的公開羞辱、強暴、鄙視與儀式式的汙衊，無憂、可喜跟傳真人，就是被宰制者以「懶惰」指控而全然失去人格的受害者。《七種靜默：懶惰》的重演重新地提供台灣仍在新自由主義的悲慘生活，也讓觀眾重思、提醒觀眾社會問題並不在於「懶惰」，而是當權者如何不遵守法規自行制定了違反法律，就像經理嫖玩可喜一般，在他們掌握的機制下強迫個人放棄個人權益、扭曲情感面到的真正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