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國明（2023年度專案評論人）

「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難。」

――《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眾所周知，日治末期台灣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國策電影，即是台灣總督府主導製作的《沙鴦之鐘》（1943），而當中的故事取材卻始於一則不足為道的地方新聞――泰雅族少女莎韻・哈勇（Sayun Hayun）為了送別受召從軍的日籍教師，在協助搬運行李的路程中，遭遇溪水暴漲而不慎失足墜河，經當地警所的搜尋救援後，仍然未見蹤跡，下落不明。然而，始料未及的是，這起意外事件幾經媒體、社會及政府的渲染，一躍成為宣揚理番政策和鼓吹愛國思想的極佳範例，更與當時雷厲風行的皇民化政策彼倡此和。

事實上，回顧台灣社會的發展歷程，「莎韻之鐘」事件的媒介生產和再現政治絕非特例，無論是統治政體或主流文化經常通過原住民的再現來美化、粉飾背後包藏的意識形態，但關鍵問題在於為什麼是選擇原住民，以及如何再現原住民？並且，過程中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來自山中的聲音（音樂劇《來自山中的聲音》Revival版團隊提供／攝影林聲瀚）

由此，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傾力製作的《來自山中的聲音》，實則同樣發想於真實故事，劇中主要描述一位任職都市私校合唱指導的音樂教師，因全國音樂競賽出師不利，未能順利奪冠，在高度重視績效的董事會要求下被迫去職，加上婚姻觸礁的打擊，決定遠赴高雄六龜另謀出路。隨著教學工作逐漸得心應手，音樂教師也開始適應資源一向匱乏的偏鄉教育生態，除了常見的城鄉差距和隔代教養之外，演出過程特別著重刻劃偏鄉學生普遍自信不足的問題，為了開啟未來發展可能，音樂教師引領學生參與合唱團練，並且，在因緣際會下聆聽到布農族傳統古調，便決定以此曲參賽，終於掄元奪魁。其後，或許是先建立自信、再刺激學習的緣故，大多數學生選擇繼續升學各奔東西，但面對都市社會的心理調適問題，卻也致使一位原住民學生因飲酒肇事而入監服刑。最終，由於音樂教師的驟然離世和同儕出獄的接風洗塵，眾人再度於家鄉聚首，只是經歷過都市環境的迷惘和掙扎，才恍然體悟追尋自我的旅程正要展開，而全劇至此落幕。

仔細來看，《來自山中的聲音》選擇以音樂劇的形式呈現，就製作層面不僅僅是個艱鉅的挑戰，在演唱曲目的構思上，如何推進劇情、深化情感和展演歌舞同樣並非易事。導演林宜誠就提到，起身編導這齣作品的初衷是「試圖要抹去社會既存的不平等觀點」^【1】，但在充斥都市／偏鄉、主流／弱勢、醜惡／美好的對立邏輯下，劇作通過再現原住民來作為激發觀眾情緒的手法，不免再次強化種種的刻板印象。明確地說，《來自山中的聲音》的轉場相當密集，導致整齣作品的敘事零零碎碎，不只人物角色缺乏情感互動的累積，對於真實故事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也略而不談，反倒是著力塑造音樂教師的英雄特徵。如此一來，這齣探討偏鄉教育艱困處境的音樂劇，其實是無法提供觀眾較具脈絡性的視野，甚至藉由劇作所獲得的幾乎與入場前知悉的相差無幾，若是援用郭力昕早年對於當代台灣紀錄片文化走向濫情主義的批評說法「放棄揭露更深層、更複雜的現實，以製造容易消化、訴諸情感的產品」^【2】，似乎同樣適切。

來自山中的聲音（音樂劇《來自山中的聲音》Revival版團隊提供／攝影林聲瀚）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劇作開場即已顯現高雄六龜的多族群關係，包含福佬、客家和原住民，但後半部分在描繪同儕之間各奔前程的景況時，卻著重於刻劃當中的原住民同學在都市遭受加分政策的嘲諷，因而精神受挫尋求酒精的慰藉，並在一次意外肇事後入監服刑，持續演出獄中生活直至期滿。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聯合報》就曾以專題系列報導離鄉背井的達悟族青少年，在面臨主流社會的衝擊或歧視下產生適應不良的精神現象，^【3】但很明顯地，透過劇作是無法理解原住民學生長期處於不利位置可能造成的創傷，反而持續複製、強化原住民和酒精連結的社會認知，是一種去政治性的刻板印象再現。^【4】當然，《來自山中的聲音》對於弱勢再現的去政治化問題，已不是劇末演唱〈一家人〉強調的愛與包容所能解決的。

注解

1、林宜誠，〈在山林與城市之間，聽見藝術最真實的聲音〉，《來自山中的聲音》節目手冊。

2、郭力昕著、林郁庭譯，〈濫情主義與去政治化──當代台灣紀錄片文化的一些問題〉，《苦勞網》公共論壇，2005.08.01。

3、陳佩周，〈讓雅美人回家系列報導五之一　是誰偷走了他們的靈魂〉，《聯合報》，1995.06.05，第34版。

4、莎瓏・伊斯哈罕布德，〈紀錄片再現原住民（族）的倫理爭議──以《未來無恙》、《阿查依蘭的呼喚》為例〉，《新聞學研究》155期（2023.04），頁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