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亮廷（特約評論人）

閱讀並不是處理文字訊息。閱讀的時候，會喚起記憶中的畫面、味道、聲響和觸感；讀到困難的段落，會令人焦慮徬徨，或昏沉打盹；讀到拍案叫絕，那動作已經接近跳舞了。這是用螢幕瀏覽的人越來越難有的體會：閱讀，是進入一座有著許多秘密和豐富身體性的劇場。因此，雖然「帝國聆聽：經典文本聲音展演」的四個夜晚，都分成演出、導讀、交流三個部分，其中又以學者的說明最能幫助理解四本書的內容，不過，最能將閱讀時的感知與未知體驗加以還原的，是表演的部分。但出問題的也是這個部分。

究其因，一個被殖民者如台灣人，閱讀這些有關帝國的文本時，會勾起的記憶與遺忘，會產生的困惑與清醒，會蠢動的慾望與反抗，窮劇場挖得不夠深。

山、雲與蕃人（臺大藝文中心提供/攝影許哲瑋）

聆聽的不對稱性

有一點很重要，卻被無論是演出或導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所選擇的文本，無論是第一週柄谷行人的《帝國的結構》、附錄在黑澤隆朝《臺灣高砂族之音樂》中的調查日記，還是第二週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醫療與帝國》（Medicine & Empire: 1600 ~ 1960）、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都是翻譯作品。不僅如此，鹿野從玉山上的布農和鄒族人那裡聽來的矮人傳說，或是黑澤從關山上的布農族老人那裡得知，小米播種祭中的合聲，是祖靈跟樹穴裡的蜜蜂學來的，顯然都是原住民族語被翻譯成日文後，才變成一種「知識」。換句話說，我們聆聽的，不只是日翻中，而是原住民的族語翻譯成日文、再翻譯成中文的，翻譯的翻譯。

可以合理懷疑的是，從原民的生命經驗轉譯成帝國語言的過程中，難道沒有什麼被過濾掉的嗎？不管是在征服者面前表演合唱，或是冒著生命危險帶著人類學家攀登峰頂，族人的心情想必很複雜。更根本地，原住民對於日本人而言究竟是什麼？這些踏查日記裡，常把「生蕃」描寫成某種「高貴的野蠻人」。問題並非高不高貴，而是西方民族國家發明來對比西方自己「現代」、「文明」的「野蠻人」這一形象，能套用在原住民身上嗎？別的不說，「生蕃」一詞本來沿用自清朝的「生番」，這個詞裡刻寫著台灣各族群往來的痕跡，印證了原住民並不「原始」，更不「野蠻」。那麼，漢人和原住民的相互影響，兩者之間的文化互滲，那個不再能夠區分「文明」與「野蠻」的地帶，日本人感興趣嗎？

凡此種種可能存在的真實矛盾，都不會被採集為「知識」。但是反過來說，正因為劇場沒有硬邦邦的知識負擔，它有更大的自由進出可能的真實。可惜，分別在兩週演出的兩位聲響藝術家李東熙和許雁婷，似乎沒有施展開來。李東熙以西方樂器演奏韓國曲調，試圖將多重翻譯的文本包覆在一種跨文化的音景裡，但聽起來仍像是配樂。許雁婷擅長以物件聲響烘托氛圍，這種氛圍有助於聽眾融入文本，但也會有礙於聽見那些文本所沒有述說的。然而，聲響之於文字的作用，應該是要能與文字周旋、拮抗、爭鬥，這樣才能打破聆聽之於言說的被動性，以及更重要的，那個被殖民者必須被帝國語言所翻譯，才能成為「知識」的不對稱關係。

帝國的結構（臺大藝文中心提供/攝影謝艾倫）

次帝國的鄉愿

由於沒有衝破這層不對稱性的意志，一種作為「帝國好學生」的、被殖民者以壓抑自己為榮的奇怪感傷，瀰漫在四個晚上。最終凝結成洪廣冀導讀鹿野忠雄的結語：只有帝國的基礎設施，才能讓科學家產生大尺度的見解。或許這話另有深意，但聽起來實在很接近「帝國除了殖民侵略之外，還是留下了一些學術貢獻」。這種鄉愿的態度，在前身為台北帝大的台大校園裡，尤其是在前身為南進基地、對於帝國主義有很強的依賴性、對於「次帝國」有強烈慾望的台灣，是很糟糕的。

因為它似是而非。若是真的如同幾位導讀老師所說，這些帝國來的研究者寄予殖民地很深的同情，那麼，雖然他們的同情裡，可能隱含著對於「野蠻」的浪漫化，他們的學術成就也不是來自什麼帝國的基礎設施，而是來自他們對於帝國以基礎建設為名，將侵略正當化的批判意識。否則，他們頂多淪為《醫療與帝國》所描寫的，虛構了像是「熱帶醫學」這門偽知識的帝國科學家。順帶一提，《醫療與帝國》也許是窮劇場說得最精彩的一本書。演出結尾說到，帝國終結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接續了建立基礎醫療設施、控管疾病的任務，然而舞台上一片漆黑，道出了許多話語未盡的懸念。

山、雲與蕃人（臺大藝文中心提供/攝影許哲瑋）

回過頭來，「帝國聆聽：經典文本聲音展演」若是為了聽見反帝的批判之聲，為什麼不選讀被殖民者所書寫的文本？這樣更能一舉戳破「只有帝國才能建立宏大科學」的迷思。在非洲行醫的法農（Frantz Fanon）、在監獄中思索的陳映真，以及印度臨床心理學和社會學者南迪（Ashis Nandy）、韓國思想家申榮福等人都是。相信還有更多例子，可供這樣的文本展演持續挖掘一種解殖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