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在棉花田的孤寂》，我思考兩個問題，一是選擇了耳機作為聆聽的管道，配合兩廳院生活廣場的空間，其意義可能為何？這意義不一定

彌補觀者這一方的身心斷裂感，但可能讓作品使用耳機與空間的方式找到意義？其二，我思考慾望如何在前述的聲音與空間操作中，透過表演而成形？

我所在的場次，相當幸運的僅偶而飄著微微細雨，因此演員的行動並不受限制，大多觀眾穿著雨衣，但天氣也不至於讓人覺得穿著不舒適。一開始，我感覺自己被淹沒在語言中，幾乎沒有辦法記得太多字句，且掙扎於究竟要怎麼聽與看。

表演上，縱使演員偶而必須推開觀眾以到定點，這個場次的觀眾，都還算相當有默契地保留給演員行動的空間。在徐堰鈴、王安琪靠近彼此時，觀眾形成半個或完整的橢圓（端賴演員彼此的距離）。如果觀眾想，稍微努力還是可以看得見身體的表演。我覺得兩位演員的演出方式，透露了要觀眾給出空間的氣場與樣態，就表演上而言，所謂的沈浸，不是透過與演出者身處在「當下」的時空。這個沈浸比較多來自於聲音的半封閉性，強力將台詞與音樂推到觀眾的耳朵裡。不過在生活廣場的收音，難免也會取到交通聲，而這些交通聲並不特別能幫助聲音的敘事，或許是一個小小的困難點。

我認為將兩位表演者的身體演出（有時相當濃烈），尤其是彼此之間拉開的距離遠近，當成是言詞暗示的空間性，尤其是言語當中的心理距離與動態，可能好過於把語言、聲音、音樂的輸入與身體的「表演」視為同一件事。整個演出奠基於大量的獨白，兩位演員經常處於你追我逃的狀態，如果沒有這種追、逃、直面與衝撞，或許文字的戲劇性也不足以成形。

回到聲音的親密與兩位演員拉開的空間，在觀看時，我確實必須要一直做出選擇。行動的趣味對我而言類似算命的直覺，此刻往左走，可能就會跟演員相遇，這時候往哪個地方去，或許就會再遇到她們。但這僅是觀眾選擇的私人趣味。重要的是兩位演員在空間上的拉鋸，如何讓語言產生視覺化的距離。尤其是劇本奠基在觀眾沒有看見也未曾再現的動態，也就是「商人碰觸了顧客」，而這個碰觸並不在原本互動的預期之中。換言之，整個演出的對話，某程度都是已成過去的碰觸殘餘／痕跡，是那個碰觸帶來的潛力，讓彼此的買賣與追逃成立。買賣的內容，確實從未揭露，但也是因為這樣，才有所謂的慾望。

慾望並非需要，而是好奇心、引誘、以及未能滿足的動能，碰觸的殘餘，其引發的動力，僅有在動能持續變形時才存在。兩人的聲音直達觀眾，動態卻忽遠忽近，關係處於持續的引誘與潛規則協商中。語言近乎不曾暫止，沈默極其稀少，於是徐堰鈴飾演的商人微微屈膝伸出雙手說：「來。」時，對峙的壓力突然之間權力轉換，王安琪從原本近乎焦躁的逃躲與敲擊周圍環境，到成為拒絕的人，這讓引誘與被引誘者的關係產生了質變，被引誘者透過拒絕，讓自己變成了可慾之物。

像這樣的操作，標誌了這個演出當中幾個慾望流動的處理，例如從開著車戴著手套無比自信登場到再度進入車裡的徐堰鈴，封閉的車體所暗示的可能的碰觸（卻沒有發生），或者透過戲劇院玻璃門對話的兩人，其物理距離之近，卻無法真正碰到，又或者是脫下大衣蓋在王安琪身上卻被掀掉，這碰觸的不可及，又或者王安琪拒絕被碰觸，都延續了劇本中無法定義的既成事件創造的動能。也只有在這觸碰沒有被完全拒絕，也沒有真正達成時，兩人的交鋒才有可能繼續。一旦碰觸被徹底拒絕，又或者被接受，又或者被定義時，無論是商人或顧客，在這交鋒中等於就亮了底牌。劇本停留在徹底拒絕的瞬間，一方的慾望被擱置，另一方則決定不再追索原有慾望的意義。換言之，其實是失去了好奇或不感興趣，致使王安琪宣稱商人想賣的東西（無論為何），她不想要。商品是什麼，對慾望而言本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慾望的心理渴求。

把身體當成是語言與交鋒的具象化／視覺化時，這個作品或許較有可能從聲音的角度去思考觀眾為何必須要戴上耳機。耳機是觀眾存在於商人與顧客所在未定義的時空的手段，如果讓聲音洩漏其外，那麼環境原有的時空，與聲音、身體就很可能被視為在同一個平面上。但這個作品還是需要相對曖昧的時空感，就像不可知的商品與已消失的碰觸。另一個戴上耳機的可能性，是作為聲音的受體本身，觀眾自己的視角或身心選擇，是否因此有可能讓觀眾換位於商人與顧客之間。但我想這兩個可能性裏，前者還是較為重要。

這不是一個讓觀眾覺得可以跟著爬上爬下的作品，一方面也是因為技術上已經被告知不要離開生活廣場太遠，加上現場投射燈的轉移，都一再提醒觀眾，誰才是被看的人，請保持距離。觀眾與演出者的遠近，不是作品特別去處理或探討的。作品更類似於利用聲音的親密，讓演出者身體的投射與遠近超越一般常識的距離。這種操作不特別渴望觀眾的理解，反而更像是創作者自己有全觀的視角，觀眾透過自己的選擇稍微接近這視角。作為觀眾，唯一的慾望流動，來自我們的身體選擇，但那也是具備相當程度的旁觀，不至於到偷窺那般刺激。某些演出中突然感覺有全觀視角的時刻，確實是有種全知全能的感覺，是偶然的靈光乍現，瞬間刺激但不滿足，這正是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