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理解,何來救贖?《Dear God》
6月
02
2015
Dear God(陳藝堂 攝,創作社劇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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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乃文(專案評論人)

我遇過很多受害者,每個人都在問:「為什麼是我?」我常常在想該怎麼回答呢,為什麼是我?也沒為什麼吧,這種悲劇,當然可以是你,就像那也可以不是你。

──《Dear God》第二場:你被空白佔據了

我們看似平凡正常的生活,其實都可以一夕之間坍方;你以為乖乖守法、按時報稅、準時上班上學,繳交帳單和利息,就理所當然的安全無虞,其實輕易地可被一個毫無理由的意外轟毀;例如:一個行進中的捷運車廂內,一個近傍晚的小學廁所旁……;隨時都有政府、學校、警察局、保險公司通通都庇護不到的角落;而其實那才是所謂「真相」:意外總與日常比鄰而居。

惟你總是不敢置信、顫抖害怕、歇斯底里,你逃入集體意識裡不肯清醒痛著。與精神病院裡靠著彩色藥丸追尋銀河邊緣,追尋世界末日,選擇要醒著還是墜落;對比起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瘋狂?誰才是真正的逃避者?

馮勃棣的《Dear God》,第十五屆台北文學獎評審獎作品,正觸及市民生活的這種脆弱性,與人心在罪與悔邊緣的危險性。一個妻子不告而別的男人,與獨生女兒相依為命,默默酗酒。自覺被遺棄的青春期女兒,默默憧憬墮落的滋味。一個奉公守法的警察,默默守護著記憶剝損成空白的奶奶。一個對自我絕望的男人,默默地在網路上犯罪。這些人合成了一個默默的「正常」世界。

另外,這十二場戲中的四場半(第三、五、八、十,及十二場部分)篇幅,描寫著平行時空中,沒有名字、沒有身分、沒有職業的ABC三個人。從其半瘋半醉半假半真的語言中窺知他們:自知「有病」,被另一個世界「排擠」,他們要自殺,屢屢失敗,他們「被罩住」了,必須「逃走」。其中C是「肉球,腦袋少根筋,智商只有五歲,臉特別圓」、「太厚的臉,太扁的嘴」、「鼻子耳朵嘴巴舌頭都向外突出,無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不斷扭曲」;而B是「喜歡跟構造一樣的人打炮」;這兩位「病友」最後選擇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從逃走中逃走」;留下A「自己去迎接世界末日」(他在第八場:「銀河墜毀」末消失)。具有超現實色彩的這部份描寫,也是劇本留給導演無限想像可能的調度空間。

傅裕惠導演似乎為了證明導演絕對比編劇聰明,也絕對該勝任這點挑戰,而刻意延展和放大了ABC三人的戲份,讓他們成為開頭、結尾、串場,隨時流竄在「正常」生活的影舞者。只見穿著厚重,像「流浪漢、遊民、精神病患者、社會邊緣人」(服裝設計寫於節目單的文字)的三人,像從某個遙遠的《等待果陀》走出來的Gogo與Didi,他們活潑地遊走全場,整個劇場成為他們蹦蹦跳跳、仰看星星、交換夢話的舞台;他們還多餘地引用狄更斯小說的開頭:「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整齣戲的時間感都錯亂了;彷彿為了彌補這點,他們還跳了一段搖滾群舞。

而每一個勉力維持在「正常」境內,而在一瞬間越界的脆弱凡人,都非常可惜地潰散成一串串泡沫。如父親尋找女兒細膩的心路歷程,被裹上夢的外衣,而變得像肥皂劇般輕盈。矢志維護世界秩序的警察,被詮釋為動不動露出張狂表情,猶如一頭渴望正義的瘋狗。自我絕望到罹患犯罪上癮的男人,他應該是「長得還可以,對自己要求很高,從來不允許犯下任何過錯」、「褲子沾到一滴醬料就要刷個兩百遍,衣服有一點皺褶就要燙個五小時…….」的神經質男;卻變成上衣敞開、露出胸口,說話無禮地睨視對方,彷彿額頭上就寫著「犯罪者」三個字。

「Dear God」原也是劇本最後一場的標題──原本安全的墜落了,原本搖搖欲墜的找到出口了──兩個世界的人在集體意識的邊緣之地,出於一股傻傻的善意,暫時得到救贖的可能。然因本劇十字架舞台老早就擺在劇場中央,救贖成為前提,所有人都變成等待救贖的小丑,也使得全劇失去對人性辯證空間。而當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理解時,又何來救贖可言?

馮勃棣的文本中,不論四個「正常人」或三個「有病」者,在獨白時刻都不可思議地像個抒情詩人,雖不太合理,卻構成了這齣戲非常特殊的詩意;換裝成「我們都有病」的搖滾版後,這些台詞變得像失了根的文藝腔。結論實在下得太早、太草率,遂變得毫無重量。原文本中的那些埋伏的默默,於正常中發酵的危險,以及各自幽閉於自我中無法溝通的孤獨,都散佚在整個被拉大、被誇張化、流動化的調度中,變得破碎化、瑣碎化,並被「合理化」為一群都市邊緣人的夢境;也失去了戲劇一觸即發的張力。

警察:所有的罪人,都該受到懲罰。

所有的正義,都應該被伸張。

先跟你講結論,他死定了。

──《Dear God》第六場:躲進你的皺紋裡

很可惜的是,這明明不是劇本的結論。

《Dear God》

演出|創作社(傅裕惠)
時間|2015/05/30 14:30
地點|台北市水源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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