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敦智（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

《嘸伊嘸采》改編自德國劇作家喬治．畢希納（Georg Büchner）1836年的作品《沃伊采克》（Woyzeck），除了劇名外，劇情本身並無太大變動。劇組在中山堂前廣場搭起帳篷，演出底層士兵沃伊采克因自己情人戀上另一位身份階級較高的鼓樂隊隊長，最後按耐不住嫉妒、憤怒、與悲傷而情殺的故事。

看似灑狗血的劇情，由於劇本本身的細膩，而成為階級意識強烈，為底層人物發聲的故事。選在中山堂前廣場搬演，因此饒有一番解讀空間。首先，廣場的性質是混雜、開放的，前往看戲的路上可見帳篷周遭練習滑板的青少年、帶著孩子出門散心的父母等等；但中山堂本身，儘管大多時候挪用為藝文用途，但它過去為政府召開國民大會與其他重大集會的場所，建築風格與管理方式都帶有封閉、莊嚴的意味，深入探究其身世，更不可避免挖掘出政治意義。在兩種截然不同性質場域交界處上演《沃伊采克》，有強烈與空間對話的意味。製作中狂野、魔幻的風格，與中山堂嚴謹的建築與氣息互相對抗，同時試圖召喚著廣場上的庶民能量。

然而，儘管這樣的企圖易於解讀，封閉的帳篷形式卻阻斷了戲劇與現實近一步對話的可能性。或許因成本考量，演出空間侷促。而觀眾組成上，免費索票的入場規則似想降低看戲門檻，也因為帳篷大小，導致觀眾席次不多，能夠入場看戲的觀眾最後仍是經高度篩選的對象。革命、衝突性的精神，也因此被阻絕於帳篷內，無論對於周遭民眾或中山堂本身而言，這樣的演出並無顯著影響與對話。換句話說，儘管意圖似能解讀，但就結果而言，這齣戲搬演在其他任何空間也不影響其成果。它是廣場上的孤島，封閉房裡被隔離的吶喊。

嘸伊嘸采（腹肚枵の藝能人提供／攝影劉璧慈）

嘸伊嘸采（腹肚枵の藝能人提供／攝影劉璧慈）

作品加入了不少舞蹈動作，這些動作的質地整齊而一貫地具有高度設計而精緻的質感，這也對敘事造成部分傷害。瘋狂、魔幻、階級參差不齊的世界裡，舞蹈風格卻完整而和諧，反而抵銷了其他元素意圖表現出來的力道。將本作與圓劇團2019年七月，首演於國家兩廳院戲劇院生活廣場戶外帳篷劇場的《悲傷ㄟ曼波》並置比較，同樣選在廣場帳篷演出，並都意圖為作品挹注來自底層、邊緣、死亡的能量，《悲傷ㄟ曼波》成功之處在於，它具有夠寬敞的空間使表演者展現肢體，更重要的是，表演者的肢體承接喪葬儀式「弄鐃」的傳統，加上西方馬戲的元素，整體非常不整齊，觀眾甚至可以直接看見到場邊休息的表演者們喘息、用冷凍劑修復體力的過程。某種程度而言，正是這些「亂」與「雜」（不只是奇觀特技）震懾了觀眾。它所展演的不只是經設計的內容，更是為達目標，逼迫自己瀕臨極限的過程。或許，《嘸伊嘸采》如果不使用帳篷，完全露天，或者在帳篷內直接暴露演員在場邊休息、準備的過程，不試圖營造出完整一致的敘事幻覺，反而能讓休息時的演員融入廣場民眾，延伸戲劇的內容與所指大幅延伸。

儘管有上述種種遺憾，不過作品本身內部的魔幻風格倒是精準提出了對社會的諷刺與批判。代表上層階級的上尉與醫生，臉部被塗抹極濃而風格化的白妝，與沃伊采克寫實而骯髒的面容形成強烈對比，以至於大多時間看起來，主角都活在一個歡愉卻不屬於他的世界。此外，舞台採用極簡形式，唯一大道具只有一台發財小卡車，小道具與其餘角色妝髮也常見蓄意作假、浮誇風格，這些元素都與主角遭遇格格不入，從視覺上建立起清楚的作品態度與世界觀。整體導演手法運用顯而易見的加法，表現劇本所要指出的減法。當一個人的世界被減去名聲、金錢、尊嚴，最後是唯一信仰的愛情，殺人悲劇也就在一無所有的情境爆發。劇名「嘸伊嘸采」，為台語「沒有他很可惜」的意思，暗指沒有沃伊采克這樣角色的社會十分可惜。事實上，這樣幽微標題指出，我們不可能真正在社會中屏除沃伊采克。沃伊采克總是存在，只是有無被看見的問題。當中上階級開始對社會進行減法，願意看見的越來越少，底層階級唯一能信仰的愛情也遭剝奪後，暴力事件發生，社會才不得不意識到，暴力與其根源始終存在自身內部。真正可惜的不是沃伊采克被忽視、被消失，而是整個階級被整體社會忽視、消失，因此埋下暴力的種子，將無奈之人，引上犯罪之途。這樣的循環與結構，最後身受其害的仍是無辜底層，於是才有「嘸采」（可惜）之說。

導演手法還可與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引用卡夫卡的話互相對照。昆德拉指出：枯燥的心靈隱藏在情感洋溢的風格背後。他也把創作分為兩類，第一類讓人完全耽溺、滿足於主觀情感；另一類則試圖讓人意識到除了自身以外還存在著更大的世界。《嘸伊嘸采》中配備浮誇妝髮服裝的中上階級，就是那只能意識到自身存在，枯燥、冷漠的心靈。而那沒被看的更大世界，則是沃伊采克、瑪麗這樣無奈的小人物。表演手法上，演出沃伊采克的演員情感非常節制，充分反映出角色不得不面對更大世界，沒有心力抒發情感，只能永遠著眼階級與現實給予他的「驚喜」與考驗。

綜觀《嘸伊嘸采》整體，其實還是不難見導演的企圖心，以及設計元素、表演風格上的細膩與清晰。然而，與特定空間的連結跟部分手法的缺憾，也造成此製作的硬傷。如未來能在不同（或相同）空間重演，如何將劇中那涇渭分明的世界延展，使其不只是孤立的虛構，更能與現實連接，相信此議題與劇情，勢必能進一步找到在台灣社會中精準嫁接的位置，讓作品因此更徹底遠離亞里斯多德式的滌淨；透過適量疏離與跳脫，跳出虛構，也跳進現實，甚至往復來回，令人不斷警醒與震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