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程程最近跟台灣演摩莎劇團合作，在台北牯嶺街小劇場演出全新作品《鷹與潛鳥》。馮程程向來是「文字控」，但除此之外，她同時也是「結構控」。當「文字控」加上「文字控」，便是她的「新文本」作品；當「結構控」加上即興演出，便成為了她的近作《鷹與潛鳥》。《鷹與潛鳥》演出長達一百一十分鐘，主要分兩個部分：（一）由曾彥婷負責的物件劇場部分，而物件則交由演員逐件解拆與重新裝組；（二）由四位演員負責的「接故事」即興演出。

物件劇場的部分被安排在一頭一尾，演員先是分別分工將毛衣與幻彩玻璃球（那種經常在夜總會見到的幻彩玻璃球）慢慢拆開，然後再分工重組成新一代文創產品（火柴人人偶與機械裝置），儼如工廠裡身心匱乏的底層勞工。《鷹與潛鳥》一開始便花了半小時，實時呈現分拆毛衣與幻彩玻璃球的整個過程。馮程程曾經解釋，《鷹與潛鳥》主要採取長時間性的創作策略，演出開頭這半小時的物件分拆演出，大概正要觀眾慢慢進入那種緩慢的演出節奏。

至於「接故事」的即興演出，則由四位演員按分派到手上、寫有不同字詞或字句的紙牌即興創作故事。演員在他人接不上故事時可以大喊一聲「搶」，把故事繼續接下去。當他／她把手上的紙牌用光，他/她便勝出。另外，「接故事」即興演出設有時限，在演員旁邊的報時員便負責用手上的Ipad向演員與觀眾報時。

「接故事」環節的節奏看似比物件劇場的部分歡快，但實際上它仍然是秉持着同樣的長時間性創作策略，都是透過執行重複的任務來達至一種冗長不斷的感覺，只是「接故事」環節的重複次數較多，加上四位演員的即興演出惹笑討喜，觀眾自然快樂不知時日過。但實際上，「接故事」環節隨着每一次重複，演出時間都會加長，而扭盡六壬落力創作的演員也只有愈來愈困，再強大的創造力也無法填滿愈來愈長的時間黑洞。事實上，當演員演得愈來愈困，觀眾反而笑得愈來愈人仰馬翻，一則讚嘆於演員的即興奇技，二則看見演員油盡燈枯的困，豈不大樂。不無反諷的是，當演員最困的時候，也是觀眾最快樂的時刻。如此殘酷，這不正是創意勞工與藝術工作者的生存寫照？如此說來，「接故事」的藝術工作者與物件劇場部分的底層勞工看似不同，但實質上卻是殊途同歸。當然，隨着馮程程陸近年續接到創作委約，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演出，「接故事」環節中演員的困，也或多或少寫照了創作人常常搜索枯腸的困吧。

更有吊詭的是，當我們細想「接故事」的環節，在我們讚嘆於演員的臨場即興演出時，我們會慢慢發現，再強大的創意也無法走出導演給演員們事先設定的遊戲規則與框框。有說沒有框框與限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創作自由，厲害的創作人總有本事在既定的限制（創作傳統、製作條件等）中活出新意，講自己想講的話。但《鷹與潛鳥》卻透過重複的「接故事」遊戲告訴我們：其實看似千變萬化的故事背後，背後的結構與主題老早已定下來了，演員的即興不過是把他人希望傳達的意識形態以活潑的方式再傳達一次。由於形式活潑，意識形態的傳達也就更有「洗腦」的效果。

那麼，在「接故事」遊戲背後的「老大哥」所意欲灌輸的意識形態又是甚麼？「無論我們碰上甚麼問題，我們仍然可以懷着理想向前走。」簡言之，就是個濫俗的勵志故事。但世道荒涼，這不是騙人的神話又是甚麼？所以當演員之一最後重複以「如果盡了力，還是XX」的句式詰問整個（人生）遊戲的意義，觀眾隨着演員突然一同從喜極跌進一種極度的荒誕與悲傷，而創意勞動的生死疲勞亦莫過於此。

馮程程曾說：「沒有《石頭與金子》，就沒有《鷹與潛鳥》。同一個命題用不同方式繼續挖掘、感受、發現，大概就是創作的幸福，與承擔。」《石頭與金子》的主題是新自由主義底下底層勞工的異化勞動處境，那麼《鷹與潛鳥》呢？創意勞動不是異化勞動的反面嗎？或許就如曾彥婷的物件劇場環節，普通工業產品與文創產品不過是同一部循環不息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兩端、一體兩面。創意生死疲勞正是當下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底下異化勞動的最精緻發展。不過，馮程程也說過，《鷹與潛鳥》並不是關於創意勞動。或許，《石頭與金子》與《鷹與潛鳥》都是同一個主題的變奏，在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的荒漠中，誰不異化勞動生死疲勞至死？而《鷹與潛鳥》則透過時間性的重複結構，讓觀眾一起代入那種集體異化勞動的經驗，同感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