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佳伶（專案評論人） 

《爭》可視為是《群眾》原班人馬的續作，在前一部作品裡，舞者降臨為眾人的精神領袖，情勢鼓動著觀眾，令其化身為事件現場的參與者，冷靜的觀者以目光迫切地尾隨，躁進的行動者勉力擠身向前，只為確認彼此都是在場的目擊者，好似我們就是那休戚相連的命運共同體，這次的《爭》將觀眾從遊走式的狀態再度擲回鏡框式舞台，動靜中身體趨向穩定，如果說《群眾》是在鼓譟的抗爭現場，形容群我密不可分的狀態，那《爭》就是事件欲來前的靜籟，亦是不合作後的死寂，液態湧現的群體運動轉向，或說是溯源為固化的諸眾個人，似乎又要由大我出發，重新看待每一個小我的順從與抵抗。 

《爭》回返傳統劇場空間，將每位劇場人熟爛到不行的演前提醒，化作延遲不止的時間、任其蔓延的內容，叨絮連環地齊發，只為塑造優良觀眾的身體，使其符合劇場的使用方法，這般僵持不下的還有一般票與權力票的規劃，有著價高與價低的權力分配，無法確知在國家級大場館裡，從上千元到一張紙鈔可購得的多樣性分區，能讓觀眾擁有更多的公平與民主；還是小實驗劇場裡集中均質的票價，才是共融與平權的真諦，但在《爭》的入場配置上，讓安穩端坐的姿態，與無處安放的身體，透過仰望及俯視的視線對比，無不體現受階級擺佈的命運，除非極度從容與滿載自信，否則很難享受那歡欣鼓舞的樂音，不論從《爭》的前導印象到劇場的慣性規訓，乃至現場氛圍，音樂的降臨更像是在訕笑起舞不能的身體，少有片刻的解放，反而是更僵化禁錮身在其中的個體。 

持一般票的觀眾在進場時被植入了一種懸念，在踏上舞台、游移其間的片刻，我們的劇場常識無法派上用場，不知將自我定位在何處，對號入座還是自由就位的可能性會在哪，被騰空的是身體也是心靈，唯有更加地依賴與盲從他人給予的指引，暫時將身體的自主性交付出去，只為一親劇場作品的芳澤，置身在內，我們往往無法客觀地繞經外部，再次思索與抗辯，《爭》透過兩方的對峙、貽笑冗長的宣導，揭露大環境中對於規訓身體的事實，個人欲燎原的是對外部世界不服的內心抗爭，被壓抑在心底的火種，是否得以突破凌駕之上的藩籬。 

黑色布幕在身體的操弄下，聚攏為似有生命力的團塊，正在進行自我的生成與塑形，過去我會在意軟性物件的質地，此刻更想透視底下翻動的軀體，團塊沒有它的指向性，無法得知頭是前進的方位，還腳才是移動的導引，不經意露出蒼白的一手指間，或是青恂的一節腳掌心，這些肢體實屬同一人，但又像是聚合了複數之人的末稍，這股黑色浪潮席捲在現場一切，囊括了所有人的目光，倘若我們也緣身在此景中呢？如果黑布這時也從頭籠罩著我，這個從主詞轉變為群體代名詞的我，是該跟隨著潮流而動作，成為沒有長相表情的一己，順應一呼百諾的趨勢，共同彰顯所屬群體的形象；還是該執意保有用以區分不同的獨特臉孔，確保個人的自由意志尚存，反轉宿命的勇氣仍在，若全面地浸淫其中，真的能倖免自身被翻覆與擾動嗎？群體與個體的我，哪一個擁有優先序位，哪一個又最能代表自我？ 

每日攬鏡自顧的同時，能釋出多少耐心持續地檢視自身？花錢買一張戲票所得到的權力，究竟可以擴張至什麼地步？是否願意負擔成本，只為了看舞者不跳舞？觀眾席出現於舞台上的這個段落，可以映照這份提問與想像。舞者現身於對應於我們的觀眾席，這個忽而展露的第二面台，縱容著舞者如我們一般，鬆弛癱軟於椅背上，帶著似有所圖的視線，卻又漫無目的地瀏覽目空這一切，而觀眾遠道共聚於此，是為了獲得經驗還是尋求反思，我們最低限的付出，是仍坐在座位上並保持著精神，還是購票的價值在此時會出現一列評量機制，就像是演後問卷上的滿意程度，我們會給這個軟爛不作為的身體評低分，就像是可以有給噓聲、喝倒彩的權力，還是媚俗地一味叫好才是優秀觀眾的職責。舞者的義務只能是持續地展現身體、提供觀看，反之觀眾可以忍耐帶有影射意味，且鬆懈不遮掩醜態的身體能有多久？這種靜態散漫的表現，會促成一個安全的作品，還是掩蓋了欲衝破邊界的行為。 

上述從大的劇場環境說出，揀選了衝突感強烈的片段，從稍遠的旁觀視角，到身臨其中的對視觀點，就個人而言，作品後設地跳脫了傳統觀劇經驗，像是發生於展覽空間，加入參與式創作的感受，但又是劇場限定，封閉性作品似乎能精準預期觀眾反應，或提出錯誤的保證，而開放式創作不僅是演員能根據現場氣氛作出反饋，觀眾的行為應會讓作品歧出新路，或者只是令觀者坐困愁城，我有充分的理由與權力，贊同主創團隊的實驗精神，不僅是想製作賣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