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洪郁媗（專案評論人）


近年台灣劇場與白色恐怖研究者有許多合作，雙方透過歷史檔案、文獻瞭解那些集體與個人身上所留下之不可抹滅的傷痕，如先前同黨劇團的《白色說書人》（2017）和《父親母親》（2021）與再拒劇團《明白歌》（2019）等製作。這些劇作多運用虛實交錯的手法呈現那段痛苦的歷史和政權對身心的種種迫害，而同黨劇團這次帶來的《灰男孩》則參照馮馮的生平，創造出小鴨/方爺爺重構他顛沛流離的一生，並以小任一角作為當代回望過去的中介。

就戲劇本身而言，確實全無冷場。演員林子恆單獨擔當全劇的所有角色，上一秒還是欽慕另名海軍楊傑的深情小鴨，在下一個轉身已是話中有話，不懷好意的高層軍官，演員除透過動作、語氣變換角色之外，顧及不同外省口音的細節相當細心。小鴨的深情與其所遭遇的國家暴力和無法得到回應的情感令人不捨，還有，我認為把當代的時間線拉到太陽花學運前後和小任的警察男友是精巧，也很值得討論的設定。然而，當步出劇場，我想的是：「這也未免太過夢幻。」

《灰男孩》的「灰」原來取借灰姑娘童話，是在歷經受苦難折磨，因偶然遇見的魔法得以獲得逃離的可能。我並不將方爺爺帶往加拿大的變身魔法視為夢幻的虛構，而是關於小任。若討論國家暴力，我們必須意識到絕不是單靠無面孔的國家或少數幾個獨裁者便有能將抽象的暴力轉為具體的行為，暴力需要執行者。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暴力的代理人並非是沒有個性的「加害者」一詞能概括，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中，警備總部官員在審訊的空檔哼唱〈紅豆詞〉，《飢餓》（Hunger 2008）裡粗暴的獄卒是有會帶著鮮花探望祖母的有家室之人。換句話說，他們施暴，卻也愛人。受益於時代更迭，小任不必行經方爺爺走過的地獄之路，在台灣，同性戀不再是禁斷之戀，政權照理說也無法以非正當理由干預人身自由。但生活在解嚴後時代的他，卻在學運期間的立法院前線看到了警察男友，也親眼目睹了警察作為國家權力代理人的施暴過程，聽見警棍打在肉身上的悶聲。儘管小任不會經歷發生在小鴨身上的慘劇，他不會承受以摧毀心智為目的的性暴力，也能光天化日下與同性之人相愛，但他也同樣見證了國家暴力是如何作用於不同世代的血肉之軀。

小任知道方爺爺早年的顛簸和所受到的待遇後為其奔走，試圖爭取政治受難者應有的待遇，他也參加學運，目睹了發生在現場的警民衝突。但是，即便經歷過這一切，他還能欣然接受男友阿本情非得已、上頭命令的道歉，然後重歸舊好，在方爺爺過世後一起處理後事。對我來說，這個諒解來得過於輕巧也太過夢幻，社運參與者與警察的潛在的對立關係因個人情感而暫放一邊，好像早前在抗爭現場力竭嘶吼的：「警察打人了！」所指涉的警察群體與身旁的親密愛侶關係不大。仿似時間久了，記憶淡了，身邊人會自然地恢復成一個好警察。

創作者將方爺爺的過去和小任所面對的當下交錯確實帶來啟發，我好奇小任知道小鴨的過去也參加社運後，為何能接受男友的說詞？或許他應更明白那權力結構的樣貌與暴力在龐大的國家底下如何運作，應對層層的指令何以變成某個決定生死，改變一生的動作有更敏銳的覺察。細心的觀眾會發現，兩人的關係也和「你的身體是國家的，但你的心是我的！」這句擷取自楊傑寫給小鴨一信的宣言有所對應，但值得玩味的是，原應甜蜜的許諾卻也是小鴨日後遭受性暴力和情痴難解的預言。回到在社運前線，阿本的身體是國家的，心卻仍掛念男友的安危，國家與個人的界線看似明朗。不過，若回想方爺爺的一生乃至白色恐怖受難者所遭受的苦難，不免思考那些僅是執行任務的權力代理人有多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損耗另一個人的身心。帶著這層意識，我不認為小任會如此輕易與男友和解。

我的意思並非小任和男友最終必須分離，走向各安天命的岔路，而是既然劇情已鋪排了有趣的角色設定，兩個時空背景也存在對話的空間，那麼有否可能對衝突的處理更加細膩？過往的傷痕並非只能以悲劇的形式呈現，但以黑盒子內的魔法化解國家權力與個人身份的糾葛似乎低估了白色恐怖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