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乃文

旅館房間原本是私密，洗澡、睡覺占據了大部分空間功能，當它變成了劇場----劇場是公共空間，且一次又只准一個觀眾進入時，這就是「開房間」藝術節一個顛覆劇場慣例的基本構想。

在河床劇團藝術總監郭文泰的作品和他所策畫的藝術節中，「空間」向來是一至關緊要的元素。2003年在誠品敦南地下室的「一個舞台，四齣戲」，用同一個舞台，同樣的裝置，同樣的機關，看四個劇團四位導演如何各出奇招把戲「放」進去。去年起的「開房間」藝術節，則由創作者自行支配空間，各開一個房間，只開放一名觀眾，這小房間內的種種發生遂成為一種「獨一無二」的私密經驗。

我覺得郭文泰個人作品中原已潛藏「房間」的強烈象徵性：封閉的室內，類似日常生活空間，卻在不可思議處長出新空間，流動著超現實的詭異畫面，還有人類難以辨別動機的行為，與超慢速動作，造成一幅幅視覺風格強烈的超現實意象，這些挑戰觀者的心理慣性極限，這幾乎已成為郭文泰意象劇場的招牌形式。

但他顯然不滿足於觀眾在黑暗中默默「觀看」，然後各自靜靜隱藏感覺走出劇場的行為。觀眾或許在戲中某些片刻瞠目結舌，卻無法解釋自己看的是甚麼，或者又為了什麼要看到這些。郭文泰索性縮小「房間」，讓觀者與演者近距離地交換觸覺、味覺、嗅覺、聽覺、身體種種經驗，打破「觀看」的單向性，讓感官更無所不包地開放。而藉著「開房間」這樣雙關語，使郭文泰的創作理念變得更清晰：劇場是與觀眾的潛意識交談。

本來劇場再小也可以是劇場，但「開房間」迫使觀演雙方都必須重新對觀演之間的界線。這衍生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例如：看戲，在這裡還算一種「公共」行為嗎？當複數「觀眾」變成單數「觀者」時，「接受方」的本質是否也因此轉變，比方他可以變得主動，甚至主導表演的進行方向？這是否可視為一種「客製化」的私人劇場？而表演者有準備接受觀者的各種「點菜」嗎？

今年這四個房間四部演出，恰好顯出四種不同的觀演設定，不同的交流模式。例如郭文泰的《入口》，以四目交接、手指引導、或意有所指的紙卡，「暗示」觀者可以做甚麼。觀演雙方雖有眼神、動作、分食、分飲、交換物件等互動，但觀演的界線其實是清晰的：過程中觀者的路徑，坐下的位置，看的角度，方式，連同燈光、畫面、聲音、節奏、氣味，其實都按照觀者「到位」而下點，精準細膩，恰似一人份的訂製劇場。

李建隆的《梔子花與馬》的觀演距離也很明確，但不同於前者「暗示」，連觀者「角色」扮演都代為設定了。觀者像掛號看診前先填個人資料，演員根據資料提供心理諮式的對話，然後聞香、泡茶、插花，一路殷殷如師，貼心引導。觀者僅需被動依從指令而行，即使「花仙」在三味弦伴奏下變裝為怒相「金剛」，特製包廂前的小小的驚悚劇也還不至讓人感到威脅，更何況隨後還有恢復怡神的小儀式，走療癒系「開房間」。

顏亦慈的《外人》用透明壓克力板將床隔離成兩半，觀者與演者各自兩邊，涇渭分明，看得到摸不著。正如其破題，不管演者要多麼私密演出，終究觀者就是個「外人」，行為僅限於冷眼旁觀。

《周先生的最後一天》應該是對觀演距離定義最「自由」的一齣。空間仍保留旅館房間的屬性，表演區域與觀賞區域重疊，令人不禁有點「手足無措」。有很多時候，我不知道這是「周先生」的房間，或者「我們」的房間，該上前或退後，該安靜不動地「觀看」下去，還是往大床上躺下去，把周先生沿著棉被邊緣打光的動作看成一種邀請……。或者我是隱形的只在突然被看見又無故消失(如果這是前一天填寫的觀眾調查所致，我真希望當時填的完全不一樣的答案)。由於周先生大部分時間都跟我隔著窗、門、床、走廊讀舞，使個性害羞的我大部分杵在「觀看」狀態，默默想著這是世界末日的最後一天，還是周先生在這旅館下榻的最後一天？是他本來就預備逃走，還是我這不請自來的「一路」讓他飛奔而出？

「開房間」藝術節，一語雙關，也使我重新思考劇場觀眾這個角色。躲藏在不需要性格而沉默「多數」後面，要變成必須獨自反應的「個人」時，這個「個人」是可以擁有個性，還是壓抑個性？雖然台灣看小劇場的觀眾，個性可能還滿一致的。當我們走進房間當下，無疑仍必須挑選一個「角色」扮演。實際上「我」也只是件外套，行走於社會中我們無時不刻都需要穿套「角色」見人----即使只見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