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內有話,開喙無言《天中殺》
4月
06
2023
天中殺(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陳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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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正熙(2023駐站評論人) 

從高中時期開始閱讀台灣文學作品,自以為對重要作家、作品、風格、流派,多少有些瞭解,即使只是一般程度的讀者,但,應該沒有錯過值得閱讀的作家或作品。 

直到黃靈芝的〈天中殺〉,透過黑眼睛跨劇團的歌劇製作,穿過層層疊疊的時空,進入我的視野,為我開啟了另一片表面看似熟悉,卻又新奇引人的文學風景,赫然發現自己錯失的寶藏。 

因此,首先要肯定編導與劇團的製作選擇,讓更多人得以藉此認識黃靈芝,和他豐富的文學作品;再者,〈天中殺〉小說原作本就有豐富的戲劇性,但要以歌劇形式轉譯,也確是勇敢而值得敬佩的嘗試。 

黃靈芝的小說原作,看似叨叨絮絮的陳述,其實有相當嚴謹的結構,和明確的節奏感,既有推理文類的細膩佈局,更瀰漫著卡夫卡式的神秘氛圍:從黃桑走出整修完成、準備招租的天母洋房,迎面走來的江隆世問:「是這棟房子要出租給人吧?」開始,看似平常無奇的租賃關係,逐漸演變成為複雜的銀貨糾紛,步步逼進黃桑原本優渥安穩的寓公生活,將他牽扯進入一個彷彿無解的人情與司法迷宮;惱人糾紛,最終雖然以財物損失而得化解,但在事件落幕一年之後的某天,「從寢室的地板下方有具白骨現了出來」,生出更多疑團,神秘的威脅之感,終究無法化解⋯⋯

如果我們將「天中殺」的日文占卜原意:無法消解的災厄,放在戰後台灣的社會情境中,或可想像黃靈芝藉這個奇情故事,寄寓社會批判的用意:神秘的美國叔叔,和他在台灣的代理人,是台美關係的隱喻?租屋與裝潢所衍生的糾紛,是經濟發展的代價?將軍、警察、法官,科層化的官衙網絡,是威權體制的化身? 

歌劇《天中殺》編導鴻鴻,在原本的敘事結構中,對角色設定和情節佈局,做了幅度不小的增刪改編,如強化黃桑這個角色的獨特性:感嘆個人身世的伶仃,對許家英的曖昧綺想,「心內有話,開喙無言」的哀怨,似有呼應台灣歷史曲折的意涵;將許家英和律師兩個角色改為女性,在原本相對冷硬的情調中,添增情感因素,應是戲劇性的考量;軍警關係網絡的簡化,司法官僚體制的喜劇化,具體表現小人物在「顛顛倒倒」的混亂世道中的無奈與悲哀,有清楚的政治意識,但無直接的政治指涉;藉由「敘事者」這個角色,想像小說作者的主觀意識,強化觀眾對主人翁/作者的情感認同。 

因此,如果小說〈天中殺〉是具有存在主義色彩的社會推理作品,那麼,歌劇《天中殺》或可說是帶有魔幻寫實色彩的政治寓言故事。 

這一點,也可以從台語、華語、日語的混用,和音樂的多元取材、自由混搭,得到確認:一方面呈現出台灣社會文化的「混種」特色,另一方面,也寓示著台灣歷史發展的曲折,和曾經讓許多人和黃桑一樣:「心內有話,開喙無言」的政治現實。 

卡夫卡式的哲學荒謬,因此有了馬奎茲式的政治意涵。 

小說本文結束在充滿懸疑,甚至恐怖氣氛的「從寢室的地板下方有具白骨現了出來」,讓讀者在錯愕驚恐之餘,或也更能理解黃桑的困惑疑懼:「誰是真正的壞人?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但歌劇文本卻在這個場景之後,讓劇中人物追問「這是誰」、「世界為什麼像迷宮」,發出「如何找到心靈平靜」的怨嘆,最後甚至由黃桑說出最終的教訓:「這就是世界本來的模樣」,不僅削弱了原來結尾的戲劇性,也剝奪了觀眾自由想像的樂趣,可以再做考量。 

對於我這樣一個缺乏音樂涵養的觀眾來說,《天中殺》的觀賞,是一個充滿刺激,但不易理解的經驗。就作為觀/聽者的直觀感受而論,豐富的音樂性,動聽的段落(如黃桑與許家英的調情),充滿戲劇性的段落(警局報案),都值得肯定,但,若非事先熟讀小說本事,不太容易從快速變化的場景、音樂風格,乃至於語言轉換中,清楚掌握戲劇動作的推展,角色情感的流動。而作曲家所希望在聽者心中喚起的真實生活/聲音的回憶,在幾乎沒有間斷的樂聲中,也實在難以辨識掌握。  

舞台裝置部份,設計者以幾條垂直吊掛的布幅,作為投影幕,也透過高低的移動排列組合,發揮建立空間的功能,簡單設計,卻能發揮極大功效。至於佔據舞台主要部份的大型平台,我卻有所疑慮:體積龐大,不利於演員移動和場面調度的流暢,無法透過高低差創造出立體的空間感,相較於簡單的布幅,更顯得沈重。 

《天中殺》是一個企圖心龐大的嘗試,「混種當代歌劇」的概念,在台灣這樣一個自由走跳的地方,也有超越創作者個人理念的意義,「成功」、「失敗」,不是創作者應該煩惱的事,也不是觀看者唯一的評價標準,重點在於是否值得嘗試。 

以《天中殺》而論,是肯定的。 

《天中殺》

演出|黑眼睛跨劇團
時間|2023/3/19 14:30
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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