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麟懿（專案評論人）

位於屏東鹽埔鄉的種子舞團，身處地理環境特別，而在舞蹈家黃文人的創作中，《那面墻》彷彿對應了該地域的空氣與呼吸。此作的組成是由四個矩形立體鐵架與八名舞者所構成，而所謂的牆體鏤空且可穿透，由觀眾的視角看來，創作者所塑造的具體形象，既不是Pina Bausch《巴勒摩、巴勒摩》所夯起的高牆，也並非作家李家同刻畫德雷莎修女與貧民時所看見的殘酷對比。那四個矩形鐵架所反映的，似乎是一個不具名卻又廣泛的障礙，舞者以能量極高的強度，從不同的限制當中去進行身體表現上的突破，並試圖以文字來進行議題上的探問。

在毫無喘息的四十五分鐘演出裡，筆者認為黃文人憑藉了一股相當強悍的掙扎，像一隻52赫茲的鯨魚【1】般不斷地向外傳遞訊息。而這樣的反動，筆者暫且找不到相呼應的議題可以對比，卻也可以依稀聽見這股能量的頻率，正試圖以一望無際的鄉鎮基地為發信——訊號的盡頭，或許就是創作者心中的那一面無以觸動的高牆也未必可知。

但不怕牆高，只怕不知牆在何處

《那面墻》所使用的道具幾何相當純粹，在大部分的演出詮釋當中，牆體提供了足夠發展的限制，讓舞者可以在一道長廊、沒有出口的方井或被塑膠膜所包裹的空間裡舞蹈。

舞蹈本身的能量也很充足，於三面台的空間中，舞者為了呈現瞬間到位的效果，多用滑行與倏然落地的方式從角落進入到舞台範圍，兩人以上的動作方展更以近似於英國肢體劇場DV8【2】的身體流變，相撞或是透過對手所帶來的中軸重心轉換，強勢地改變動作原有的樣貌；又或者，定點的一些舞蹈方式也可以讓人懷念起比利時偷窺者劇場Peeping Tom【3】的創作者，法蘭克．夏堤耶爾和嘉琵耶拉．卡利佐兩人於2004年創作的《客廳》（Le salon）中所建立的雙人關係，也即是透過如人字形的方式般對等的力量來相互抗衡，進而找到微妙的平衡感。在此狀態中，舞者不斷重複著「這樣看得見嗎？」的話語並不斷改變肢體，如同《客廳》中兩位舞者不斷改變親吻與碰撞的位置(後者較為動態)，一次又一次地刻進觀賞者的眼中。

但不同的是，若舉DV8《Can We Talk About This？》為例，該作品的身體限制如同魔術師般將一個水杯或是一個人體輕輕提起又輕輕放下，與嘴裡平鋪直敘卻又強而有力的伊斯蘭人權議題討論，形成了極為劇烈的對比，就像是一部放慢動作的戰爭片似地沉重，而一切都攤在觀眾面前，我們不得不聽，且又不得不看。《那面墻》並沒有明確說出是什麼因素，使得作品裡的人們需要獨自面對自我空間，並透過一片片屏幕又或是有形無形的牆來維繫與被束縛情感。在演出結束後，筆者在感受到舞者身體能量之餘，雖有具體的空間印象，可是歸途的我不斷行走著，卻似乎並沒有真正地觸碰到屬於我的「那面牆」，只有隱隱約約意識到了生活裡有一處龐然無形之障礙，而我們都可以試圖去翻越它。

如果我們連星光在哪都不知道，那又要如何走出這片森林

生命的無力經驗抑或是時不我予的牆隅限制，雖不能說都是創作者得以尋找突破口的可能，但展現一種「面對」的態度與指引觀眾的「方向性」，恐怕也是一個舞蹈作品相對重要的要素。

《那面墻》中舞者之強，甚至能攀上鐵架而無礙，各種獨特的身體語彙，也能夠被看出種子舞團在創作期間所花費的精力，與其探索的慾望等等。這股直撲顏面的爆炸力，相較於其他創作者的冷冽、優美等肢體的不可明說，創作者黃文人的態度已然相當明顯。而筆者認為此作品若能再明白地挑出一個觀眾必須直面的議題，動作與文字探問的種種連結，似乎就可以有更強而有力的劃分牆內牆外的對比；再而後，是否牆裡的人想出來，牆外的人卻想進去，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註釋

1、一般藍鯨鳴唱的頻率為10~40Hz，長鬚鯨則是50Hz，52赫茲的鯨魚被發現於1989年的太平洋美國海軍監聽，而後被衍伸為一隻鯨魚用沒有同伴可以聽見的聲音歌唱，隱喻孤獨。資料引用於【泛科學】專欄，2017刊登。

2、DV8 Physical Theatre，創團人為洛伊．紐森（Lloyd Newson），所謂肢體劇場，是一種不以音樂或劇本等原著為本，而從身體與多媒材的互動來表達各種社會或心理議題的表演方式。資料引用於《遠見雜誌》2012年4月號。

3、Peeping Tom劇團成立於2000年，由阿根廷舞蹈家嘉琵耶拉．卡利佐與法國舞蹈家法蘭克．夏堤耶成立，兩人師承於比利時當代舞團（les ballets C de la B）的亞蘭．布拉德勒，並於2018年來台演出「家庭三部曲」《父親》。資料引用於《PAR表演藝術》第309期（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