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狗》的演員一出場，就是一副萎鄙狀。他瑟縮著頸，駝背，雙肩下垂，從左舞台走出來逕直到右舞台，撞壁。撞壁人生似乎是整齣戲人物寫照，遊民、街友、打工仔、餐廳服務員、網交妹、母親、女兒，身分並無法清楚辨別的一群眾生，顯影於空無一物的劇場空間，或者畏縮於牆角，或者仆跌於地上，被堵住了出口或沒有出口，社會網羅形同無形牆圍，遮蔽了出路也遮蔽了主流社會他者的視線。《貓狗》彷彿為弱勢發聲，但真實卻不僅如此，從輕世代眼光望去，《貓狗》犬吠似的狂叫，譏誚了更普遍的人如街頭賤生物種苟活殘生的鄙相，吶喊著於今資本化與全球化襲奪的無根著土地上，茫惑渺微的未來無力痛感。

《貓狗》節目單沒有提供演員資料，據稱四個演員只有一人有戲劇科系背景，其餘皆刻意挑選無專業背景者。這樣的設定意圖排除專業訓練表演痕跡，也著實落實於演員表演身上：飾演主要男角的王釩，偶有過分投入的激情亢奮，流露真情時也難免自縮畏藏，三位女角出場被設定情境，但肢體也常見不安擺放的不自然做作。這些無法修飾隱藏的「真實」身體感的代言，顯現了某種未經馴化的粗疏野味，卻讓這齣勾描著街頭苟活、打工營生、老少婦孺群相的戲，暗合著被描述者暗影、裂碎、殘塊狀的、無法清晰自我言表的存在狀態。

換言之，這樣一群「業餘者」，演示「非主流者」的生存狀態，再真實不過。也正是這樣的「虛弱」體感，排除了中產階級虛假商品化美學疑慮，以「反寫實」力道，讓「弱者」真實現身。如果說，編導鄭智源出身高中戲劇社，一直以來僅以高中社團為創作園地與夥伴，也堅持與非專業演員合作，《貓狗》反劇場中產品味的表演政治性，從創作行動者來看，鄭智源亦是階級反撲，挑戰了規制化的劇場創作脈絡與品味。

鄭智源長期以來與高中生合作，為演員量身寫作劇本，或許因此，作品總帶有青少年觀點，被認為是下一世代的創作觀。《貓狗》的確有新世代語法，比如場景調度偶而像動漫影像，忽近忽遠表情放大於眼前或停格於畫面裡；演員囁囁吐訴，有時自殘式造像，像青少年常有的KUSO癡相。但聽進語言裡，更強大的新世代聲浪一陣陣襲來，《貓狗》利用長篇獨白，演員像證言者，滔滔不絕長篇大論，這些獨白穿刺了主流社會偽善的價值觀，彷彿冷眼旁觀成人世界的青少年，吸取過量的社會資訊，反芻為銳利的批判言辭。語言托藉於弱者身上，這群萎縮角色，像似侏儒巨靈，以卑賤姿態，睥睨「大人」的世界。

鄭智源的語言量大，帶有敏銳刺點，跳躍中斷的話語往往刺穿表面，譏誚行進中的敘事。更有一特點，對白或獨白常飄忽於不同受稱者，尤其作為主要敘事推動者的男角，他有時對著前方空虛書空咄咄，有時明明對著劇中人說話，卻又自顧自訕笑自白。語言受稱者的游移，斷裂話語銜接的指控，暗示了多觀點交駁，也讓敘事與批判處於混同狀態。《貓狗》劇中人多數是不擅言詞者，正因此，獨白顯現了弱者被隱匿的聲音，寫實情境下飄現的長串語句，帶出反壓迫力道。令人不寒而慓的是，除了怒罵或譴責，語言更沈實的重量來自嚅囁的發聲，劇中幾句「我想要被生下來」，或輕睨著說「好啦我們去日本啦」，或分吃一碗麵的吞嚥聲，正是這些弱者的聲音，形狀了高壓社會下受壓迫者僅存的對抗，吶喊如游絲，卻真實無比。

《貓狗》場景空無一物，行動主要依賴語言推動，但仍有少數場景，藉由表演調度出劇場性。比如一男一女想像出遊，彼此依偎，音樂此時放出清柔絲弦樂聲，場面乍止，是少數語言停止的片段。〈模特兒〉一景，男角出現於聚光燈區，半剪影效果如同幻相。運用的最多是牆角與牆面，總是畏縮藏躲或滾落跌坐於角落。而男角刻意地掏弄褲襠，或女角撐開下袴狀似生產狀，作為精神性反叛經常被借用的肉體，在導演手中並不特出，某方面來說，《貓狗》雖借用了貓狗意喻芻狗人生，精神性卻是神聖的，即使世界形同崩亂，殺人者從無國界到觸身可及的街角，最後一幕編導還是讓男角吃到麵了（只可惜麵不夠熱，沒冒著蒸氣，感受不到真實的溫暖）。人物之間維繫著最低限度依存關係，也僅有最渺小的欲求，飢餓飽食、穿衣問暖、賺錢旅遊、勞動尊嚴…，愈是低微，愈顯真實。

《貓狗》描繪了打工、街頭、庶民生活樣態，不論充斥著多少勞動剝削、貧富階級差距、全球動盪、新聞過量、物質消費、就業壓力、學習成就種種批判訊息，聲音既孱弱卻又尖銳，出自弱勢者囁嚅的喉間。雖說關懷擴及全球化恐怖主義以及環境生態部分，流露了知識分子意識，語言浮盪於階級身上之上，但全劇仍靠著人物群相與語言織密度，形成一幕幕如同魯迅描述的吃人社會的可鄙麻木。聲音愈是如此虛弱，愈顯現諦聽的必要，語言愈接近獨白，愈顯現強大的渴求與背後掩映於浮華世界的荒枯與真相。新世代的語言如何不再輕浮失重，《貓狗》的語言表現了重量與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