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人，兩小時，十二個角色，兩個版本的櫻桃園，光是選擇「櫻桃園」與台灣現狀的對應作為藝術創作新秀的「出道作」，在主題構思上發散出的強烈社會關懷與創作野心就讓人對本劇抱有極高的期待。

全劇由1990年角色初試啼聲的《櫻桃園》演出中場休息開始，收煞於二十四年後再演的結束，2014年的現今。劇本改編將固有的文本剪破，建立出一個錯綜跳躍的敘事結構：四個演員身分的角色生命和兩個版本的《櫻桃園》交錯映照，且增添全然旁觀的中性敘事，填補文本剪裁後詩意流動的空缺。在這樣複雜的設定下，演員的詮釋與轉換何等重要，而林子恆、許芃、張閔淳、劉桓，四名演員的精采表現無庸置疑，確確實實的撐起了這台戲。二十四年前的版本「相對寫實」，帶點笨拙的人人一趕仨，展現出導演和演員一同下過工夫才能排練出的默契與節奏；二十四年後的版本改為面具表演及現場演奏的搭配，演員極具表現力的聲音與肢體承載且加重了文本的厚度，以儀式性的展演將遙遠的俄國拉至身處的當下，交映成就了照射現今種種社會亂象的「驅魔儀式」。

然而，戲中戲之外，導演在改編上並未賦予四個「演員身分的角色」情節與衝突；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演出，主要仍是放在兩個版本的《櫻桃園》本身，而以「詮釋《櫻桃園》」作為首要任務。原本的期待是劇中台灣社會二十四年的變異如何影響了角色對前後版本的詮釋，在改編上卻沒有被強調，僅安排幾段角色試圖在閒聊中帶出議題的對話。這樣的選擇模糊削減了角色們在這場演出中的主體性，也使訊息紛而龐雜，只能看見表象的不滿與困境的陳列，亦失卻了原本應能有的力量。當編導將文本做了時空挪移並賦予外加的敘事結構，身為觀眾關注的已經是新的主角與新的主題，對於這個文本之中的《櫻桃園》，期待的也不只是再現，而是希望藉由新舊版本的截然不同，窺見由「過去」蛻變至「現在」的過程；是在時代巨輪之下被輾壓過的他們，如何將自身動能移轉至新版本的詮釋，使「新」版本的儀式、召喚、或者譬喻，輻射出更大的能量。這是這次的文本改編上未能看見而覺得遺憾之處。

儘管如此，詮釋上的深掘與細膩的編排，仍舊使這場演出具有相當的魅力與共鳴。聽覺上時而來之的壓迫和視覺上四面環海的孤島狀態相呼應，天光與樹影具象了集體的鄉愁，四名演員身兼多角，扮演的角色跨越族群、階級，儼然島上多元雜混、糾葛拉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血狀態。情景交融，最成功與精彩的表現出全劇主題的，應屬下半場以肢體的意象流動與相互詰問交錯的一段：光影、極具侵略性的重噪，以及那亟欲掙脫又舉步維艱的肢體處理。雖然篇幅相對簡短，卻因為表演與所有視聽元素的高度結合，成就了自鬱結胸中溢出的一聲深沉輕嘆，不只展演出「海上的人」最深層的焦慮與困境，更代替每個飄盪掙扎的靈魂，發出了強而有力的吶喊。

選擇《櫻桃園》做為談論台灣現狀的現世寓言本身就是一個精準的選擇，而兩個詮釋版本的並陳，更拓寬了既有文本語言在一場表演中的向度，不斷刺激提醒著觀眾去思索更多的「言外之意」，讓這齣戲成了一個社會實踐的行動，而不僅是一種抒發──它不只是一面鏡子，一個註解，而是一個時代的警鐘，如同那擊在樹根上的斧頭，撼動著讓人們耽溺於其中，不願改變的美好現狀。但可惜的是，寫實語言的厚重加上劇場表演的時間性，實在很難期待觀眾在短時間之內能夠消化咀嚼出不同詮釋手法帶出的多重指涉（除非本就對於文本熟稔於心）。甚至有使觀眾被語言排拒在外、僅能努力讓自己跟上、或乾脆放棄、仰望文本字句的飛掠的危險。這是編導在文本的剪裁上可以再思索更去蕪存菁的地方。

最後，想特別談談尾聲。面對現況的無奈，角色的自我解嘲和勉力向前的決定「微微透出了一點希望」，然而這樣的選擇對我來說，卻顯得有些奇異而荒謬──兩場演出似乎對於「觀眾反應」未有著墨，但旁觀者清，四個角色／演員明明就以無可遮掩的才華與能量展演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卻未能看見自身動能的巨大，而僅僅決定「持續運作」、繼續的找尋文本進行演繹，就好？宛如劇中人不願改變櫻桃園存有的現狀，戲子伶人，難道真只能侷限於再現時代於劇場之內？有趣的是，（可能因為舞台問題）而砍不倒的櫻桃樹加上角色的「示弱」，這樣的「未完成」相較於「大團圓」結局，反而更能對觀眾造成一種憤怒與煩躁的特殊暗示，在走出劇場後，渾身滿溢著革命的衝動。

認真覺得，既然已經將文本挪移解構為自己所用，那麼戲裡戲外，能做到的絕不僅僅是開口發聲、重新再現而已。如果大膽的斷開歷史的幽靈、華美的束縛，真的把櫻桃樹砍倒了，那會怎麼樣呢？願整個團隊下次的「再現」能夠帶來更大膽更瘋狂的可能，甚至行動。我深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