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從《拉歌》的一開始，我在觀眾席上，就隱隱感到不安、焦躁。台上舞者輪流以口語敘說著自己的生命經驗，關於個人認同、關於回歸部落，也關於現代國家體制與傳統姓名回復的扞格。若是套用當代文學理論經常強調個人生命史的小敘述，對於大論述的反抗，似乎顯得太過理論先行。但我想，這或許就是內心不安的來源吧。

具體來說，從《拉歌》前半部份的場面調度開始，就大量借用了「真實」內容來蓄積這齣舞碼的重點，意圖凸顯在當前台灣社會文化情境下，原住民族人面對認同、部落及國家的糾結難題。然而，當台上舞者逐一、交錯地向台下觀眾娓娓敘說自己的生命經驗時，不只在形式安排上過於刻意、鑿痕顯眼，在敘事內容方面，也是以「說故事」的感性基調來訴諸觀眾的情感共鳴。這樣的視覺呈現，一方面以高度的「敘事性」抑制了舞團應有的「去敘事性」的身體表達可能；另一方面，這樣的「敘事性」又必然受限於舞者自身的生命經驗與文化底蘊，效果參差不一，難以收束整體的敘事命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隨性自在、密切互動的觀演關係下，《拉歌》的舞台魅力與展演力道，必須取決於舞者長期積累的部落文化實踐。雖然，名為《拉歌》，實則充斥著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命題。因此，我疑惑的是，《拉歌》從個人生命史開展出來的種種詰問、抗辯，這樣龐雜的文化焦慮感，究竟是來自於舞者的？還是導演的？

有趣的是，前半部分極力經營的文化論述，在後半部分的結構安排下，完全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兩種具有「部落」代表性的情境，一是投幣式卡拉ok，二是定期舉辦的（聯合）村運、鄉運。在這樣歡愉的氣氛渲染下，不只沖洗了前面較為沉重的生命敘事，也鋪展出「回家」的意象（或是想像？），口音、場景與歌曲越趨「部落化」，逗得台下非原住民族觀眾捧腹大笑、鼓掌歡呼，賓主盡歡。然而，這也是觀後令我憂心的部分，亦即觀眾對於「原住民性」（原住民之所以為原住民）的歧異想像。

從整齣《拉歌》來看，可以感受到布拉瑞揚舞團想要擺脫傳統台灣原住民族樂舞展演模式，重新為原住民劇場、舞蹈另闢蹊徑，開創一條不同的實驗性途徑。但是，這樣的企圖心卻又受限於自身的「原住民性」框架，特別是在調度原住民文化元素時，《拉歌》選擇了相當具有部落生活情境的「投幣式卡拉ok」和「部落運動會」作為舞台空間的營造，雖然成功拉近了表演與觀眾之間的觀演關係，卻也面臨「原住民性」的本質想像與文化翻譯問題。

如此一來，如何在現代舞、現代戲劇與原住民文化（元素）之間取得平衡，生產出多層次的原住民展演形式／空間，帶起不同的視覺呈現／想像，進而吸引到什麼樣的觀眾／共鳴，成為布拉瑞揚舞團需要思考、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