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 Chu Sum 9-10-3劇團，是一個由圖博流亡政治犯所組成的業餘團體，《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是他們以自身經驗編寫，以戲劇形式報告、控訴、描繪中國政府對這些政治犯的迫害和他們被迫流亡之後的艱苦處境，以期喚起眾人對圖博問題的關注。

與世上其他被多數強權政府迫害的少數民族相較，圖博人所得到的注目，確實是相對較多的。只是，在中國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崛起之際，圖博流亡政府及民眾，似乎越來越難將道德上的正當性，轉化為政治談判的籌碼，更甭論在獨立或自治的議題上有具體的進展，乃至於圖博內部出現的路線之爭。

因此，《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似乎只是再一次的確認，我們對中國政府迫害圖博社會的認識，再一次確認，在改革開放的同時，中國政府的極權性格並未改變，圖博的前景似乎仍然晦暗。只是，這樣的確認，是讓我們對這些議題更進一步思考，例如從圖博的例子，思考臺灣和中國的關係，或者只是引來更多的困惑：然後呢？

在演出（和演後座談）進行的當下，我沒有太多的想法，但事後回想，我卻從那一天的幾個事件中，得到一些對照和關聯的可能。

那一天，是日本311震災的周年日。

日本311震災的周年日當天，在咖啡館地下室看過「失去的天空」攝影展（圖博文化節系列活動之一），行經紹興南街，從「冷血台大！別拆我家！」的布條，和半躺在屋前破舊躺椅的孤獨老者前面走過，往牯嶺街小劇場《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的演出走去，心裡同時惦記著：就在城市另一端的龍山寺捷運站，「歸零：重新思考零核電」遊行的人群正在集結，之後就要往凱達格蘭大道前進，為臺灣的非核夢想繼續努力。

紹興南街與台大、圖博與中國政府、反核與擁核，當然不是簡單的善惡對峙或是非黑白，而是一連串的歷史轉折、決策選擇和現實考量的結果，這些原本各自獨立發生的轉折、選擇和考量，在全球化的情境之中，竟有了巧妙的連結：台大對紹興南街住戶的提告，背後有都更利益的鬼魅，與中國政府對圖博的入侵、開發的經濟考量，似乎沒有什麼本質的差異；台大校園的擴張，更與中國經濟版圖的擴張神似；台電對蘭嶼居民的欺騙，其罪大惡極，不下於中國施之於圖博的種種暴行，享受經濟成果、以漢人居多數的臺灣本島住民，似乎也難辭其咎；紹興南街的問題，與核電問題，則同樣都是一切以經濟發展和特定階級的利益為念，不思分配正義的國家政策方向所致。

因此，紹興南街住戶們的抗爭，圖博流亡政治犯的控訴，「歸零」遊行人群的呼喊，看似不同的訴求，其實都在同樣的脈絡中，說著同樣的話：無論你是貧無立錐之地的都會住民，有家歸不得的流亡人士，或暫時尚能安居的中產階級，面對的都是政商學強權的威嚇宰制，都是自由主義經濟和市場邏輯支配的祭品，也都被迫要為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惶恐不安。

在當權者和主流媒體的思維中，Gu Chu Sum 9-10-3話劇團是少數，紹興南街的住戶也是少數，蘭嶼的達悟族更是少數，但如果我們明白311那天的這些事件，並非個別獨立，而是發生在彼此關聯的歷史脈絡中，這些事件之所以同時進入我的意識，也並非巧合，而是邏輯思考的必然。那麼，真正的少數就是當權者和主流媒體，而挺身反抗政治極權和經濟霸權的你我，堅持人性尊嚴與分配正義的你我，願意傾聽Gu Chu Sum 9-10-3話劇團、紹興南街住民、達悟族朋友說話的你我，才是絕對的多數。

這不是一篇評論，因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不是一個單獨成立的演出，面對真實的苦難告白，身處安逸的我也沒有立場可以評論，我只是希望：

有一天，當我們在演出或遊行結束之後，無需再問：然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