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we talk about this?是英國肢體劇場DV8的洛伊•紐森（Lloyd Newson）檢驗西方民主社會的多元文化主義、言論自由和伊斯蘭教議題的作品。起因是2005年堤奧•梵高（Theo van Gogh）的謀殺案，當時這位電影製片因為觸犯禁忌，當街遭到殺害。而在形式上，導演透過和50位伊斯蘭相關人士的大量訪談，再從文獻中逐步建立對應言語的肢體動作與意象，並在舞台上穿插新聞、紀錄片和節目的影像，最後建立一套將動作和特定語句加以關聯的溝通形態。

在言論算是自由的台灣社會，假如有人在公開或私人場合與伊斯蘭教義相左，應該不會引發什麼爭議或暴動。但在歐洲就不是如此了，1989年魯西迪因《魔鬼詩篇》引發焚書與謀殺恐嚇，丹麥報紙刊登12幅穆罕默德漫畫也釀成多處暴動，主張開放詮釋教義的穆斯林學者與政客屢屢遭受死亡威脅不說，在英國，甚至有一套與司法制度並行的穆斯林教教法議會（Sharia Council）來規範穆斯林社群，間接坐視違反女性意願的私領域迫害等；不過，相同保護標準則不適用其他宗教。為何這些事竟發生在21世紀的先進國家？性別平權和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為何仍有不同標準？底線又在哪裡？

紐森認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平等假象是導致西方避談伊斯蘭社群人權議題的幫兇，於是集體主義對社群內部個人的箝制就成為作品首要批判的現象。政治性的意象開展於背對觀眾的一小群舞者和一名舞者對比的結構，接著幾位舞者再以左右擺頭或換腳彈跳的單一舞步來延續。每段獨白或對話錄音都會搭配對應的動作，這些動作不外乎將說話和日常姿態加以誇大、局部靜止或延展、切割數段，變形成一種既呆板又奇異的律動狀態。刻意僵化和缺乏互動的編舞遂營造出不透明的舞蹈文本，彷彿指涉保守陣營假政治正確之名的閉鎖。

冗長嚴肅的旁白顯然極需專注力。同時脫胎自日常而非表現性的舞蹈語言也以怪異的魅力吸引觀眾的目光；這裡馴服與抗拒的掙扎，正如多元主義本身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立場一樣曖昧。鐵捲門和桌椅等寫實布景令人聯想街頭與課堂，兩側的電視和後方投影則水平切分舞台空間，導演似乎想把一切語言外的觀賞焦點減到最少。男女舞者片段形成脆弱的平衡，暗示底線隨時可能就不復存。儘管如此，整套文本、動作與問題意識組成的語言－舞蹈結構，還是隱隱有著抗拒進入的焦慮。

假如我們只是把可信的知識來源當成理解背景，那就似乎只能有一種批判的觀點。但這種批判性和我們所處的背景要如何有效地連繫起來？就像對於當代藝術是否自外於社會的批評，在面對一套並非針對亞洲社會的多元文化主義批判框架時，重要的不只是單向接收導演的質疑，更在於觀眾有能力思考內建的文化情境。固然我們仍缺乏更多線索去理解在怎樣的情境制約下，不服從信仰會被視為某種冒犯（而其他情形又不會）。但至少在那以前，紐森對敏感議題的大膽提問已經證明了藝術家仍保有言論自由的底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