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靠近烏托邦《天堂動物園》
11月
27
2017
天堂動物園(飛人集社劇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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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馨儀(專案評論人)

飛人集社「小孩也可以看」系列的新作品《天堂動物園》,非常勇敢與直接的挑戰了當今重要的世界議題:難民。「難民」其實是離台灣相對遠的概念,畢竟作為海島的台灣,沒有人為虛設的邊界,像中東、歐洲或是中南半島那般,會有難民越境行走而至。然而如果從另一個意義上去看難民「出逃」以尋求更好的未來的主動性【1】,便能發現其與移民相關的意涵,由此再去反思作為移民之島的台灣,一個個時代下「原住民」意義的更迭以及「移民」的脈絡。

《天堂動物園》在觀眾入場時,劇場中沒有「戲」,只有電視播映著即時新聞,而觀眾席燈暗後,切換到大投影的報導則是關於如同天堂般的“Utopiazoo"突如其來的遷徙潮。首先出現的Utopia/烏托邦一詞即是耐人尋味的概念──其可以是一個理想之處,但卻也可能是一個不存在之處。進而「天堂動物園」是真的存在嗎?真有這麼好嗎?若真如此美好,為何又有災變呢?種種疑問在投影時滋生。

當畫面由「實」的電視新聞,轉到「虛設」的天堂動物園報導,再進而轉到「實物虛指」的、由桌面物件形塑的Utopiazoo的地貌投影,以及「虛構實體」人偶扮演的各式動物:袋狼、長毛驢、Okapia和小鳥。影像、投影、物件、人偶等虛實媒材的層層轉化,或多或少鬆動了觀眾的視覺框架,切換帶入了所欲述說的故事與文化相遇的景觀之中。

天堂動物園真是一個烏托邦所在嗎?當動物居民們遇見從被家馬國併吞的野馬國逃出的小野馬時,多數人(雖然也就是兩隻)對野馬露出額頭(文化習慣差異)的驚嚇、身體特徵不同的嫌惡、進而到以多數觀感去定義野馬國的現況,或是對於外來者的恐懼與擔心(好吃懶做、裝可憐、消耗食物等等),實實在在地反應了現實中人們對新移民或是難民的觀感與質疑。而後,野馬以其年輕的勞動力作為留下來的交換,也疊合了移工以勞動力作為遷徙或是國際晉升的方式。作為政治難民的野馬,以低階的勞動工作換取留下的可能,學習Utopiazoo的文化規則,遮起額頭、收起野性的動作與過去的習慣,將一切美好寄託在對家鄉生活的回憶。

由此可見天堂的動物園的「天堂」,並不是真正的烏托邦,天堂仍是建構在主要族群的習慣脈絡之中,無法全然開放與共享。

野馬寫信給姊姊時的投影,回到了投影機與玻片的使用,以手繪手製、意象式的畫面與卡偶,呈現過往與牠的內在心情。雖然「不先進」,但卻美好且詩意;越「平面」的景象反而越美好,也越廣闊。劇中物件與玻片的使用都令人驚嘆,在轉換之中,帶出冒險的真實與想像。而真人偶則以活動的身體空間,創造出個體的特色與差異,以動能的演出並呈現適應與遷徙的困難與曲折。

而後Utopiazoo火山噴發,原居民被迫成為難民,這也揭示了「難民」身分的非自主性,或是政治,或是天災,無人能保證安穩的生活何時軋然而止。因此當動物們欲請求居留犰狳國,當初他們對犰狳的欺負與對野馬的揀選,立即回返報應到牠們身上。體型小的犰狳面對大型動物有更多的警戒,甚至「勞力換工」也無法說服他們,因為那反而是搶走工作機會與併吞的暗示!之前動物們的態度與現下遭遇的困境,著實形成強而有力的反諷,也進一步連結到失去資源的底層人對外來者的恐懼與排斥──這不也是今年的世界潮流嗎?

「要留下或是趕走牠們?」這是《天堂動物園》最開始與最後的提問。除了對應到時事,也展現了一個文化群體對另一個文化群體可能的態度。若同導演石佩玉在節目單中說的:「融入、接納、先來後到、規則建立等等這些群體/個體間的關係,不僅發生在社會族群、國家之間,甚至從孩子進入學校就得開始面對。」或是如果我們縮到更小,當人與人接觸時,這樣的文化接納與衝突已經產生。像是當觀眾入座彼此對看招呼,以至動物們飢渴流亡入觀眾席孩子與之的互動,個體與群體間的交流便已然發生,故事也開始發生。

故而動物們進入觀眾席是必要的!如同這樣的題材,絕對是應當進入孩子的觸及空間。越可能是艱深與複雜的議題,越適合藉由戲劇去經歷與同理。飛人集社設計的給孩子的問卷,亦深刻的對孩子提問,讓他們能在戲後繼續思考,而這些問題實也是大人需要思考回答的問題,若能大人小孩共同討論,想必會咀嚼出更多滋味。當討論能在劇場後發生,當同理心能慢慢建構,那或許我們便能離Utopia更進一步吧。

注釋:

1、像是德國近年將指稱「難民」的“Flüchlinge"一字,轉稱為「出逃者」“Geflüchtete",去除舊稱蒙難被迫的消極性,轉視其選擇逃出的主動性。

《天堂動物園》

演出|飛人集社劇團
時間|2017/11/19 11:00
地點|台北市水源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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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幕上的播報顯影,對照著舞台另一側的桌面偶與物件投影,包括Utopiazoo和動物的地貌與物景。新聞做為一種紀實的敘事體裁,和戲劇的虛擬假定特質,於此巧妙又富深意的融合在一起,真真假假的形塑出這部作品的內涵。(謝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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