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發展過程中，族群的移動從來就是基於生存的迫切危機與勞動，1989年代開放外籍移工以來，迄今已經累積至65萬左右的人口，成為臺灣不可或缺的生產力。多元的族群共存在這座島嶼勢必需要經過一層層文化的交融與轉化。《吉卜拉》所描繪的便是交融過程中的一片風景，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有過天真的時候，以為勞動能夠換得自由的美好果實，如今嚴重的異化早就不是什麼新聞，於是，公路再度成為自由、誘惑以及渴望移動的象徵。

《吉卜拉》（Qibla）是沈琬婷2015年獲得台灣文學劇本金典獎的作品，描述非法逃逸的看護工，因不忍患有阿茲海默症的阿嬤獨自一人，二人攜手離家。交織著向麥加朝聖的旅途，與東爪哇神話「羅勒．基督爾」的故事，過程中加入了社運青年酷兒的幫助，從逃逸、逃亡、朝聖到歸返，卻又在陰錯陽差之下，在媒體眼中演變成外勞擄人勒贖的社會事件。娜蒂、阿嬤和V羅以一種極其溫柔卻也鄉愿的方式給出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議題反思。就像所有的公路旅行一樣，所有的無反顧其實是無可奈何到極致，三個人在社會中幾乎是絕對弱勢的生理女性，懷抱的是最真切對理想的渴望。

舞台看上去是用簡陋的骨架所搭建的環狀中空多邊形，一座高塔聳立，迷宮一般的閉鎖式迴圈。劇中的現實場景，無論是鄉村、車站、宿舍還是高塔，這座島對於三位主人翁而言都沒有出路，我們逐漸在詼諧笑鬧當中逐漸看到移動如何被宰制，背後呼應的就是空間當中自由的匱缺。在旅程當中，阿嬤唱起〈快樂的馬車〉，忽然就能夠站立行走，絲毫不寫實的劇情鋪排，不單只是因為阿嬤和娜蒂良好的僱傭情誼，而是再度點出看護移工和被照顧者經常是同一陣線，且都被社會和家庭所排除的人口。兩個人最後的犧牲，卻是彰顯著這趟旅途的必要和必然。

一段娜蒂的獨舞，輕盈的腳步和婉轉的手勢，卻有著僵硬難以凹折的腰背，舞著異地勞動的女子惦念著家鄉，並非是技巧不足，恰巧在演員陳秋柳的素人身段和角色娜蒂長久勞動相輔相成，簡單的動作，飽滿情感。相較於台詞和走位，陳秋柳在舞蹈時顯得格外自在，讓筆者想到當娜蒂對欺騙她的男人說：「我沒有像我說的中文那麼笨，你也沒有像你說的中文那麼聰明。」其實就已經說出了她稍嫌生澀的口條是如何和她的生命經驗合而為一，若要苛責文學性的劇本語言和外籍演員演中文劇本的咬字發音甚至是演技，也許反而是欲加之罪了。從這個脈絡來看，秋柳的女兒鄭琬諠演出印度洋女王更是如此。母女倆以來自越南的新移民身份，共同參與一部關於印尼移工的戲劇作品，（當然極有可能也是由於移工朋友多半無法抽身排練。）成功地在華語文化圈的觀眾心中播下一顆弱裔群集合作的種子。

最讓筆者渾身不舒服，而待商榷的，其實是劇中對兩位歌隊演員的安排，從開場的歌舞，其造型與頭飾有些爪哇文化的影子，但舞姿當中筆直的身體，分明就是臺灣民族舞蹈的樣式。而在扮演其他功能性外籍移工時，也許基於直覺，或為求綜藝效果所使用的口音，很有機會再一次強化了移工在臺灣被觀看、被當做笑料的印象。正如同多數公路電影，路上遇到的角色多以功能性類型現身，卻時常會成為概念辯證上的絆腳石。讓移工議題和新移民成為主角，確實是本劇相當讓人動容與激賞的地方，但也許除了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訴求以外，我們還必須回到日常生活，去檢視那些不經意所造成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