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劇場是指抽離大量台詞後，以肢體、音樂表達敘事與情緒內容給觀眾的表演方式。較早脈絡可從1960年代起，受日本能劇影響的英國導演Peter Brook追溯起，從畫面與音效的配合展開突破，刺激出新一波形式與思考。然而實際上，所有劇場表演都關乎視覺。從舞台、燈光、到服裝，無一不在視覺上試圖傳達大量訊息。因此「視覺劇場」成為在演出宣傳中被強調的主題時，它實際上宣示的是：作品試圖拋棄語言。其餘元素作為表達媒介，要搭建與觀眾間更直接的關係。從這個角度出發，《RE》試圖探討與遺忘／留下間的傾軋關係。

首先，抽離語言元素後，更多視覺效果從環境設計便被涵蓋。從觀眾席的設置，郭禎容有意透過白色木箱的擺放，將觀眾席與舞台區域相連。她在觀眾席內佈置許多裝飾性，而非功能性的擺設，斜放、全白的外型，與同樣全白的舞台佈景，共同圍起長方形表演空間。它清楚標示了，演出作為「事件」的界線，觀眾並不扮演獨善其身的觀看者，而是設身其中的元素。然而，此概念在作品中的延續性仍有可議之處，稍後一併討論。

演出開場在安靜氛圍裡，兩位表演者從下趴、蜷曲且交疊的姿態起身，以彼此交錯的肢體關係，展開一系列向外探索的過程。透過高速、一閃即逝的戰鬥機引擎聲，與兩人小幅度而快速的肢體線條，營造出緊張、令人不安的氛圍。高張力、壓抑的肢體，表現出表演者的目標取向狀態。尋找戰鬥機所在位置的企圖強烈之餘，內在感受卻同時封閉起來。尋找的原因對主體而言，隱蔽在行動背後。透過短線條、快節奏、急促聲響，緊繃、斷裂、但同時具爆發力（也因此更令人疲累）的質感，被清楚呈現出來。

那麼是「誰」在尋找？在尋找的過程，兩位表演者身體一直處於互相組合、而又分離的關係。在組合狀態下，主體是單數，必須透過連結才能做出完整行動；但裂解狀態中，他們又呈現不穩定的依存關係。行動主體在全稱的「一」，與裂解的「多」之間不斷來回。這正是人類在時間中的關係寫照。無論解讀為個人精神狀態的裂解，或整體人類的裂解，都服膺於當下環境。也就是說，儘管存在一理想整體，但行動本身卻不可避免地時而分離。作品不無批判地描述了當下生活的時空環境，寫意表現出當代社會生活的精神狀態。而當下，正是後續發展的根基。

這也是全作唯一有具體「行動」（action）的片段。接著，第三人出現，前兩位表演者被裝進重型農／工業手推車，畫面凝結，大量交響樂不斷播送，維持了極長時間。時空在此徹底暫停。透過搬運者具動態感的姿態，觀眾像在觀賞一幅畫，隨著時間推進，觀看的意義也隨之改變。它從「動——靜止」的改變，變化為「瞬間——永恆」的意涵。如畫師試圖在完全靜止的作品，以筆觸描繪出人物瞬間動態；郭禎容也用長時間的暫停，改變「暫停」的意義，讓瞬間動態，成為亙古永恆的縮影。透過推車者姿態暗示畫面乃一系列動作的瞬間，再以全然靜止，與高強度、高抒情感的音樂結合，長時間暫停，成為了永恆的進行式，同時也代表「逝去」的主題。而不斷逝去的過程，究竟是什麼被運走？在理解畫面的意涵後，內容可以無限補充。換言之，創作者表達了全稱性的事實與狀態。正如同一開始找尋的對象沒有具體型態（僅有聲響），最後被搬運、離開、消失的內容，在所有元素細節的配合下，依然持續了敘事的全稱意圖。它是抽象的，而非個案的。音樂末段，移動的景片遮蔽三人組成的畫面，並停留一段時間。遺忘在時間的遞嬗裡，終究也成為了不可見的事物。從緊繃的尋找，到恆久處於進行式的遺忘，最後連遺忘也沒入不可見的範圍，郭禎容將事物流變的層次，清楚地區隔。

最後段落裡，表演者叼著指針，輕快地以象徵時間的身份（而非行動者）再次現身。當時間展現不同姿態時，方才關閉的景片從未再打開。表演者造型經過明顯變造後，創作者成功營造出原先三人仍一直處於景片後方的暗示。當逝者已去，不可探測，時間卻依然調皮、靈動，遊走於不同空間。此處，表演者的肢體質感，明顯與開頭尋找的片段互相區隔，並且不限於單一種。它們或躲藏、嬉戲、扭曲、慢步，並且把表演的範圍大幅度擴及至觀眾席。

延續文章第二段，觀眾席與舞台試圖融合為一的設計問題。先前尋找、逝去兩段，如果有意拉開表演與觀眾的距離，為觀眾爭取思考、或自我投射、補充內容的空間；那在時間現身的段落，讓觀眾意識到時間與自身同在施展的拉力，並未與疏遠的觀看經驗形成平衡。關係的拉近，實際上並沒有發生。表演者輕輕倚靠少數觀眾身體，與緩慢遊走無光的觀眾席，雖然已形成語言上的充分暗示，但彼此其實仍處於觀——演分離的狀態。既然時間已在先前段落使景片閉合、覆蓋逝去，那麼為了表現觀眾與時間的互動關係，僅使用肢體元素，而放棄概念上已設計過的觀眾席（那些僅具裝飾性、不可坐的木箱），確實是可惜的事。從有第四面牆的觀演關係，切換到觀演一體的轉折，也因此變得只能解讀，但不那麼明確了。

整體而言，《RE》透過沈默、靜止，讓指涉的客體因此具有全稱性，作品因此成功地從敘事層次，抽出抽象的哲學意義，探討行動——逝去——時間三者間的關係。最後，時間重新沒入不可見，彷彿一切重頭來過，如同靜止畫面裡一切都正流逝；時間不可見的舞台，也必回到行動、尋找、分裂、融合的過程，包含無數個體，也包含無數廢棄、與遺忘。究竟最後什麼被留下？這是郭禎容對所有觀眾、與自己的提問。它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是值得留下的？儘管全作語彙清楚、結構分明、細節多變，並透過佈景定義了表演與觀眾的關係，但敘事口吻仍皆定調在不介入觀眾，疏遠而客氣的氛圍。因此觀眾可能理解問題，但行動難以因此觸發。否則，作品核心其實比體驗上更與每人切身相關。在緊張、盲目尋找的當下裡，郭禎容想問：最後應留下的，是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