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區介於城市亮光所及的邊陲，透過捷運及公車的接駁，在車聲堪稱沸騰的十字街口，等著對街的綠燈標誌。這在某個心理層面上，就有走向不知所在的感知。穿過十字街頭，彎進園區時，身體漸漸跟隨一步步的行跡，彷彿融進一場記憶與現實交錯的暗流間，隨著幽暗的燈光，將「身」轉化做「影」。每一次走進景美人權園區，都像魯迅筆下徘徊於「光」與「暗」之間的「影」一般，在無聲無息的肅殺中，歸入歷史的荒蔓。

只是，這一夜，有些殊異於往昔來到此處的感受。因為，空間中的「影」既與一段戒嚴壓殺的歷史相關；身體在轉作「影」的瞬間，會自動調動為觀看迷霧般歷史的人，免於過度陷入驚駭的歷史現場，失去一種掌握方位的距離感。這種狀態，可以說尋常如此，在表演發生的劇場裡，更是如此，便是我們一貫熟知的、美學的距離感。然而，透過《夜長夢多》的沉浸式演出，這樣的距離感，從潛藏式的時空中逐步消失，作為觀眾的觀看者轉化為戲劇的參與者 。

沉浸式劇場，據聞近時流傳甚廣。它與波瓦(Augusto Boal, 1931 - 2009)在「被壓迫者劇場」中，透過觀眾的參與形塑美學上「革命的預演」，在意義上，最大的不同恰在於「沉浸式」這個字眼。在這裡，我們將交付自身的感官於一場相關歷史暴力的演出，且嘗試成為被傾軋的當事人(當然，再怎麼說，我們都在扮演)；而不是在劇場中，透過參與式的機制，從觀眾席上站起來，走進表演的開放場場域中。這兩者，雖都志在改變觀眾觀看的行為與位置，實質上，卻有根本性的差異！如果說，「被壓迫者劇場」強調的是知性的參與，「沉浸式劇場」則在調動感官的全面浸潤。

從我個人的浸潤經驗出發，我與其他二位不相識的觀眾，在走進暗幽的牢房之際，便收到一張與白色恐怖時期「鹿窟案」相關的自白書。稍知其脈絡的人，都會明白呂赫若恰是本案的核心人物。或許，因為自身對這段歷史的知識，稍多於一般觀眾，在被綑綁、上銬及訊問時，得以從客觀事實與主觀認知上，進一步回應威嚇性的現場所產生的種種情境。例如，過程中，我得以因理解當時受難者對社會主義信仰與中國革命的投身，不悔於嚴刑酷拷的折磨；終竟以從容的身心走向刑場，不顯任何畏怯或屈服。因此，我在被安排扮演呂赫若同案人時，最後，拷問我的特務演員問我還有何要交代的話時，我大聲吶喊出了：「共產黨萬歲」。這段自身的「沉浸式經驗」，道出一種介於虛構和真實現場的心理狀態。因為得知終竟是扮演，得以投射身體的自然融入於怖慄的情境中；然而，無論回返現場的空間，或演員不以扮演為出發的現場威嚇，都讓我在許多時刻，感到一種無形壓力的存在。這是劇場在既「沉浸」又「疏離」的兩造心理空間往返時，帶給觀眾如我者的參與感吧！

亦即，從創作的意圖出發，虛構與真相的互為文本，是《夜》劇的核心命題。進一步探究，這當中有一件值得被討論的議題，即是被壓殺的恐怖歷史，既成一種重新出土的共同記憶，涉及的是一場殘酷的撲殺，按理說，都不應再被質疑其存在性。是的，當存在性不被質疑時，有多少真實性穿梭在日常的眼前認知?又殘存著幾些這樣或那樣的不真實感？

以這樣的角度出發，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以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作為歷史的天使的探索論述中，所提出的觀察與思索，恰令人深思不已。怎麼說呢? 我們單從這幅畫本身的圖像，便感覺這天使帶著某種說不上來的荒謬感。天使的頭型比例幾乎超越翅膀數以倍計，顯得無比沉重而笨拙，當然有一種牛型的憨厚與正能量。但，現在問題來了。她是以一雙透視的眼神，凝視眼前堆滿如千層骨駭般的殺戮記憶；身後，有一陣未來的風暴襲來，將她不知吹向何方……。對比的檢視，非常能夠述說，白色恐怖歷史，在歷經政治戒嚴體制的壓殺歲月後，再次被編進整個以資本消費為驅動模式的網路虛擬世界時，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圖像。

這圖像似乎在警示我們：未來的風暴似乎必將捲動〈新天使〉的歷史翅膀，朝向未知。這便也意味著：網路虛擬世界所形構的個體原子化，將勾勒碎裂狀的階級革命運動歷史，在虛構與真相的互文中，變造出另一種圖像和語境。這是置壓殺的共同記憶於當下網路世代的時空，相當值得探究的問題。在這前提上，《夜》拉開一扇探入記憶之門的天窗。

再有的重點是：「轉型正義」標示的是民主對比於威權的政治符碼，形成改革主張中的一個要項。這自然對政治敏感度高的黑眼睛跨劇團有吸附作用。然而，以民主與改革為進步標籤，藉此塑造菁英優越感，置社會的不公於一側，恰是以「轉型正義」召喚改革，最為讓一般庶民詬病之處。《夜》劇以此政治性標的作為參照的整體運作，展現的不脫以民主改革為普世價值的「政治發展論」。也因此，在「是招魂 ，也是祈雨」的美學訴求背後，不免仍是台灣人命運的惑問？這惑問，已經是多年的政治咒語，如夢魘般長存在民間社會，形成意識形態的霸權規訓。認真地看，國族認同的單一性與民粹的悲情性，所招來的魂，很多時候，恰恰是社會解放的羈絆。

然則，平心而論，劇中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在視野上恰是現存轉型正義最需面對與反思的議題。這是美學比現實更具進步性的地方。至於，白色恐怖方面，以人權主張出示的壓殺記憶，最能展現的，恰恰是戴上西方帝國式民主所複製的眼鏡，藉以檢視原第三世界國家的威權政治。殊不知，這背後其實是國際霸權的支配關係。

當劇場展現歷史時，記憶如何以共同的身份來到眼前，相當具有判別性。這共同記憶本身帶有一種結構性力量，將我們引進「冷戰vs.後冷戰vs.新冷戰」的思維中。這是白色恐怖在島嶼酷烈肅殺後，留給我們的一支火把，讓我們得以穿梭虛構與真相之間，以瞬間的身體/語言/意象/語境……等介面，和另一時空的地下黨人謀面。這謀面的時空，有中國革命與台灣地下黨的脈絡，以及美帝國在亞洲形構反共霸權的系譜，毫無理由被一紙模造的西方人權論給輕易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