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黑眼睛跨劇團
時間:2018/11/30  19:20
地點: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仁愛樓

文  鍾喬(特約評論人)

園區介於城市亮光所及的邊陲,透過捷運及公車的接駁,在車聲堪稱沸騰的十字街口,等著對街的綠燈標誌。這在某個心理層面上,就有走向不知所在的感知。穿過十字街頭,彎進園區時,身體漸漸跟隨一步步的行跡,彷彿融進一場記憶與現實交錯的暗流間,隨著幽暗的燈光,將「身」轉化做「影」。每一次走進景美人權園區,都像魯迅筆下徘徊於「光」與「暗」之間的「影」一般,在無聲無息的肅殺中,歸入歷史的荒蔓。

只是,這一夜,有些殊異於往昔來到此處的感受。因為,空間中的「影」既與一段戒嚴壓殺的歷史相關;身體在轉作「影」的瞬間,會自動調動為觀看迷霧般歷史的人,免於過度陷入驚駭的歷史現場,失去一種掌握方位的距離感。這種狀態,可以說尋常如此,在表演發生的劇場裡,更是如此,便是我們一貫熟知的、美學的距離感。然而,透過《夜長夢多》的沉浸式演出,這樣的距離感,從潛藏式的時空中逐步消失,作為觀眾的觀看者轉化為戲劇的參與者 。

沉浸式劇場,據聞近時流傳甚廣。它與波瓦(Augusto Boal, 1931 – 2009)在「被壓迫者劇場」中,透過觀眾的參與形塑美學上「革命的預演」,在意義上,最大的不同恰在於「沉浸式」這個字眼。在這裡,我們將交付自身的感官於一場相關歷史暴力的演出,且嘗試成為被傾軋的當事人(當然,再怎麼說,我們都在扮演);而不是在劇場中,透過參與式的機制,從觀眾席上站起來,走進表演的開放場場域中。這兩者,雖都志在改變觀眾觀看的行為與位置,實質上,卻有根本性的差異!如果說,「被壓迫者劇場」強調的是知性的參與,「沉浸式劇場」則在調動感官的全面浸潤。

從我個人的浸潤經驗出發,我與其他二位不相識的觀眾,在走進暗幽的牢房之際,便收到一張與白色恐怖時期「鹿窟案」相關的自白書。稍知其脈絡的人,都會明白呂赫若恰是本案的核心人物。或許,因為自身對這段歷史的知識,稍多於一般觀眾,在被綑綁、上銬及訊問時,得以從客觀事實與主觀認知上,進一步回應威嚇性的現場所產生的種種情境。例如,過程中,我得以因理解當時受難者對社會主義信仰與中國革命的投身,不悔於嚴刑酷拷的折磨;終竟以從容的身心走向刑場,不顯任何畏怯或屈服。因此,我在被安排扮演呂赫若同案人時,最後,拷問我的特務演員問我還有何要交代的話時,我大聲吶喊出了:「共產黨萬歲」。這段自身的「沉浸式經驗」,道出一種介於虛構和真實現場的心理狀態。因為得知終竟是扮演,得以投射身體的自然融入於怖慄的情境中;然而,無論回返現場的空間,或演員不以扮演為出發的現場威嚇,都讓我在許多時刻,感到一種無形壓力的存在。這是劇場在既「沉浸」又「疏離」的兩造心理空間往返時,帶給觀眾如我者的參與感吧!

亦即,從創作的意圖出發,虛構與真相的互為文本,是《夜》劇的核心命題。進一步探究,這當中有一件值得被討論的議題,即是被壓殺的恐怖歷史,既成一種重新出土的共同記憶,涉及的是一場殘酷的撲殺,按理說,都不應再被質疑其存在性。是的,當存在性不被質疑時,有多少真實性穿梭在日常的眼前認知?又殘存著幾些這樣或那樣的不真實感?

以這樣的角度出發,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以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作為歷史的天使的探索論述中,所提出的觀察與思索,恰令人深思不已。怎麼說呢? 我們單從這幅畫本身的圖像,便感覺這天使帶著某種說不上來的荒謬感。天使的頭型比例幾乎超越翅膀數以倍計,顯得無比沉重而笨拙,當然有一種牛型的憨厚與正能量。但,現在問題來了。她是以一雙透視的眼神,凝視眼前堆滿如千層骨駭般的殺戮記憶;身後,有一陣未來的風暴襲來,將她不知吹向何方……。對比的檢視,非常能夠述說,白色恐怖歷史,在歷經政治戒嚴體制的壓殺歲月後,再次被編進整個以資本消費為驅動模式的網路虛擬世界時,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圖像。

這圖像似乎在警示我們:未來的風暴似乎必將捲動〈新天使〉的歷史翅膀,朝向未知。這便也意味著:網路虛擬世界所形構的個體原子化,將勾勒碎裂狀的階級革命運動歷史,在虛構與真相的互文中,變造出另一種圖像和語境。這是置壓殺的共同記憶於當下網路世代的時空,相當值得探究的問題。在這前提上,《夜》拉開一扇探入記憶之門的天窗。

再有的重點是:「轉型正義」標示的是民主對比於威權的政治符碼,形成改革主張中的一個要項。這自然對政治敏感度高的黑眼睛跨劇團有吸附作用。然而,以民主與改革為進步標籤,藉此塑造菁英優越感,置社會的不公於一側,恰是以「轉型正義」召喚改革,最為讓一般庶民詬病之處。《夜》劇以此政治性標的作為參照的整體運作,展現的不脫以民主改革為普世價值的「政治發展論」。也因此,在「是招魂 ,也是祈雨」的美學訴求背後,不免仍是台灣人命運的惑問?這惑問,已經是多年的政治咒語,如夢魘般長存在民間社會,形成意識形態的霸權規訓。認真地看,國族認同的單一性與民粹的悲情性,所招來的魂,很多時候,恰恰是社會解放的羈絆。

然則,平心而論,劇中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在視野上恰是現存轉型正義最需面對與反思的議題。這是美學比現實更具進步性的地方。至於,白色恐怖方面,以人權主張出示的壓殺記憶,最能展現的,恰恰是戴上西方帝國式民主所複製的眼鏡,藉以檢視原第三世界國家的威權政治。殊不知,這背後其實是國際霸權的支配關係。

當劇場展現歷史時,記憶如何以共同的身份來到眼前,相當具有判別性。這共同記憶本身帶有一種結構性力量,將我們引進「冷戰vs.後冷戰vs.新冷戰」的思維中。這是白色恐怖在島嶼酷烈肅殺後,留給我們的一支火把,讓我們得以穿梭虛構與真相之間,以瞬間的身體/語言/意象/語境……等介面,和另一時空的地下黨人謀面。這謀面的時空,有中國革命與台灣地下黨的脈絡,以及美帝國在亞洲形構反共霸權的系譜,毫無理由被一紙模造的西方人權論給輕易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