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刺蝟還是狐狸?──《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的手法與立場

張又升 (專案評論人)

戲劇
2020-02-25
演出
創劇團
時間
2020/02/21 19:30
地點
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創劇團《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後簡稱《在世紀末》)是以戲劇管窺白色恐怖的入門磚。因為雙方家庭在社會階級和政黨認同上的差異,相愛的男女主角在步入紅毯前夕終於不得不面對上一代埋藏已久的祕密,也因此更加認識彼此,進而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台灣歷史。

舞台大分兩區,木椅、木窗和老唱片構成的女方家庭(黃家),跟沙發、插花和大幅書法構成的男方家庭(蘇家)形成鮮明對比,作品的演繹過程便在這兩造穿梭。整體而言,表現手法相當寫實,唯中段描述女方父親可能受到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壓力時,由演員劉皇麟緩緩背著枯樹幹走向舞台兩區中間例外──這棵樹最後轉為病院中陽光和煦、雙方和解與勇敢迎向未來的象徵。除了簡單大方的舞台設計,演員的服裝也非常切合九○年代的風格。

幾位演員的表現極好。放在近一兩年的台灣政治脈絡來看,男方家長那種事不關己、自以為高大上、目中無(年輕)人的態度,頗有「韓風」,既讓觀眾氣憤,又不免感到無限荒謬與可笑。至於,女方家長唯唯諾諾、不敢面對過往傷痛的逃避舉措,也令想要爭取平等、挖掘真相的年輕一代感到挫敗,聯想到禁止小孩「囃政治」的老一輩台灣長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音樂設計。首先,音響擺置不只於舞台兩旁,更有前後縱深,聲響在不同相位的移動與交錯,帶來非常細緻的感受。其次,反饋噪音和各種低頻與拍點的層層堆疊也相當講究,不少段落的鋪排都凸顯了設計者的用心,其精彩程度足以單獨聆聽,同時又與劇中氛圍與人物心境密切搭配,實在是本劇一大亮點。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創劇團提供/攝影小川先生)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創劇團提供/攝影小川先生)

 

雖然有這些優點,但觀賞整部作品時,還是不免因為若干安排而出戲,回看劇作家本人的文字作品,似乎已現端倪。以下分四點來談,前兩點屬於戲劇形式的問題,後兩點則是這些形式帶來的義理問題。

第一,綜觀帶點推理成分的戲劇或文學作品,為了促使讀者或觀眾聯想,作者往往刻意使結局與謎底模糊,避免一槌定音。這種手法是必須且正當的,但這麼做必須掌握一個要點,那就是結局與謎底的相關暗示必須清晰。暗示,除了要確切到足以使人據此再三推敲結局與謎底外,作為發生在時間中的一連串過程,其斧鑿痕跡也不能太過明顯,必須看起來順其自然。

《在世紀末》正是類似風格的作品,不過其結局與謎底(即女方父親所受迫害的起因,以及三十年前女方父母面對特務時的互動等)和暗示(即女主角確認上述真相的過程或方式)卻同樣模糊。男方父親固然當過法官,可能審理過女方父親,但在前者堅持不透露實情的前提下,似乎並無其他材料證明我們的猜想(學佛未必能說明其良心不安;就算良心不安,也未必就是因為男方父親一案)。至於女兒稍後進入父親房內找到盒中照片、轉眼間便知悉真相的手法,未免太過武斷──為什麼早不發現晚不發現,現在才發現?難道作者說了算?(當然就創作而言,一切都是作者說了算,但這種安排未免太刻意。)

其次,一些台詞猶如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飄向何方。這邊僅舉兩例。第一,劇中角色不斷提到紅茶與咖啡(送禮時糾結對方喝不喝,女方母親跟男方父親見面探聽真相時也喝咖啡),更時常在對話中寒暄,提醒對方趁熱盡快喝──這些橋段再三出現,不得不叫人聯想究竟有何隱喻,但這兩種飲料能代表什麼認同嗎?我智識淺薄,不解其中深意。第二,男主角在作品中後段表示要送其爸媽「安全」抵達機場時,不只劇中角色(即男主角媽媽)表示兒子「說這種話」令人擔憂,觀眾也很難不設想稍後有什麼使他們「不安全」的安排──事實證明,根本什麼都沒有。(是擔心女方爸爸衝出來再次掐住自己父親脖子嗎?不可能啊;還是說,男主角想對自己的爸媽做些什麼?)

在一部主題明確的戲劇或文學作品中,不是不可以有其他次要鋪陳,但這些鋪陳必須直接、間接或至少隱晦地指回主題,以便強化並從各個側面探討之,只要它是意義深刻、值得探究的對象。《在世紀末》也是主題明確的作品,旨在呈現特定歷史真相及其對台灣人造成的相關影響,但在這朵鮮花周邊,實在佈滿太多雜蕪的蔓草,令觀眾分心,有時在角色對話中甚至被帶往他處,無怪乎整部戲超過一個半小時。

第三,是轉型正義這個議題的立場傾斜。男方父親三不五時拿佛經當擋箭牌,相信許多觀眾感到又膩又煩又好笑。然而,他說的並沒有錯,作為法官,本來就該依法行事,不然呢?再者,審理案件眾多,忘記特定人事物也不無可能。細究下來,其實男主角父親的立場是很站得住腳的──我並不是說他是對的,而是說劇本或製作團隊並沒有讓女主角父親的立場「更站得住腳」,反而有偷懶、訴諸觀眾當下已知的「人權」和「轉型正義」等概念從戲外答案解決戲內問題的嫌疑,對立的角色之間缺乏推拉琢磨的具體過程。

最明顯的就是,養尊處優的男主角(注意,他是一個要媽媽幫忙打蟑螂的男生)因為堅定愛著女友並憑藉基本的人權觀念與同理心而破壞父親書法,進而有所成長時,卻無力對他控訴的「共犯結構」和「邪惡的平庸」多反駁點什麼,反而被母親三兩下打臉完之後,瞬間無語,徒留無力的嘶吼。Come on!這些被男主角母親調侃為洗腦年輕人的時髦政治術語,如果沒有劇本或製作團隊的進一步操作和幫助,是真的會顯得非常蒼白喔!還是說,這般形象正是劇本或製作團隊想像的台灣青年?未必要在言詞上做出更多辯論,畢竟這齣戲已經給我們夠多台詞了,但有沒有其他方式能讓女方及其家屬的立場在戲中更在理、更攫獲人心?似乎意識到觀眾已經習慣聽到「人權」和「轉型正義」,所以試圖「平衡報導」一下迫害者的立場,這是我感覺到的。

最後,整體「世界觀」過於簡單了。我們不妨從女主角的夢想說起。在這部作品中,她一心一意想前往美國,並且因為父親身分而在考試時受到(政治性的)阻撓,隨後感到挫敗與不滿。可是,為什麼非美國不可呢?希望逃離這個令她不解的家庭和父親當然是原因之一,但這還不夠。配合女主角台大生的身分,人們可能容易想到所謂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偏偏這句話主要發生在1970年代的青年學子,而這其實是女主角爸爸時代的事情。即便到了2000年留美仍是首選,留學他國的人卻也上升不少;事實上,在陳建成的原劇本中,女主角的幾位友人正是分布在德國和日本。

如果是這樣,我能設想到的女主角嚮往美國的原因,恐怕只有一個,那就是劇本或製作方希望塑造「男方=外省=迫害者=中國」(男方哥哥要搬到中國去惹,真是有遠見呢)和「女方=本省=受迫害者=美國」的對立。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政治正確的觀點,尤其在民進黨執政的今日。這個圖像未必是錯的,但卻是不精確的,因為肯定有許多例外,而這些例外並不是這部作品希望處理的。或許是心懷這幅二元對立圖像,所以才會試著如前一點所說的進行「平衡報導」吧?

英國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曾說:「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蝟知道一件大事情。」我們可以引申來看這兩種動物:刺蝟者,一生只為其確信的理念說話,至死不渝,並且樂於掀起論戰;狐狸者,這個立場他能體會,那個立場他也能了解,換位思考好不快樂,但你休想知道他相信什麼。創劇團會選擇這樣的題目,基本上已經是站在同情受迫害者一方的立場,試圖為其發聲了。然而,因為平衡報導,反而又踩到兩邊各有其道理的邊上,當我們期待他再為受迫害者多說點什麼時,聲音卻薄弱了。我們可能都同意一部佳作應該夠「複雜」,但這個「複雜」是兼採各種立場而來的,還是堅守一個立場,盡可能迎戰各種反逆而來的?你們──或我們──該是刺蝟還是狐狸呢?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