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訊失聯,在國境封閉之前《城市之臉─遠距版》

白斐嵐 (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

戲劇
2020-09-03
演出
狠劇場、荷蘭WERC collective(跨國連線)
時間
2020/08/23 18:45
地點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我們現在面臨的,究竟是一時將就,還是翻天覆地的革命?」【1】這是疫情嚴峻、劇場停擺的2020年春天,我為《PAR表演藝術》所寫文章〈當我們在線上群聚,尋找劇場的擴充意義〉收尾的提問。然而,對於周東彥因應疫情推出的《城市之臉─遠距版》【2】來說,以上兩者皆非。既不是此刻將就,也不是放眼未來,《城市之臉─遠距版》更像是藉此機會重整步調,回顧過往。也因此,讓此作相較那些宛若軍備競賽的線上實況、演出資料庫多了番從容,有了深刻的時空厚度。

城市之臉─遠距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Kris Kang)
城市之臉─遠距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Kris Kang)

坦白說,身處《城市之臉─遠距版》觀眾席的我,曾多次感到尷尬與不耐。這感覺從戲一開場便浮現。要說「開場」倒也不太明確,至少此演出的確沒有一個「明確」的開場。走進實驗劇場,編舞兼表演者余彥芳與周東彥兩人已在舞台上自顧自地暖身抬槓。搭配投影幕的畫面,我們逐漸拼湊出這場演出其實是與荷蘭格羅寧根大劇院及WERC團隊的三年合作計畫,雙方曾互訪對方城市駐村,2019年也曾初步呈現,如今因為疫情關係,只得取消最後階段演出,遠距連線,各自呈現。

身為觀眾,看著台上不太像「表演」的表演,除了快速獲取背景資訊外,更多時候更像是闖入了與我無關的聚會,聽著與會人士津津有味地回味著他們才會知道的某次旅行、某次排練、某次對話與某個笑聞。這樣的感覺,在與荷蘭團隊連線視訊時更為強烈。那些訊號延遲中斷,以及隨之而來的雞同鴨講、問答錯位,引發日常工作再也熟悉不過的焦躁情緒,在無從插手的黑盒子空間中被放大。螢幕此端的余彥芳,與螢幕彼端的荷蘭方編舞家Mohamed Yusuf Boss邊寒暄敘舊,邊向身後的觀眾解釋每個「點/梗」的前因後果。余彥芳試著和對方聊起當年荷蘭團隊台時誤將板南線(Bannan Line)看成「Banana line」的笑話,Mohamed Yusuf Boss也試著和他的觀眾解釋,但從他的回應看來,另方觀眾像是沒有反應。他們沒有來過台灣,沒有搭過台北捷運,不會讀中文。究竟是板南線還是香蕉線,毫無意義,終究都不在同一個軌道上。

脈絡錯置導致溝通失效,而溝通失效令人尷尬且不耐,這是觀眾如我在被動處境中唯一能做出的反應。然而,余彥芳在訊號不穩時苦笑一句:「這就是我們國際共製的日常。」輕巧地將我的尷尬拋回現實。不需要疫情阻擾,跨國遠距工作早已成為一種常態。數位通訊固然時不時叫人沮喪,但卻不是溝通失效的代罪羔羊。舉凡身體在不在場?幾週的短暫會面如何找到共同的軌道方向?不可複製的文化經驗如何轉印到對方身上?似乎都多方面指向「溝通」該怎麼成立、該怎麼有效。

我並非以成敗或分合來武斷理解《城市之臉─遠距版》所欲探討的國際共製現象(以此作來說,甚至不得不迫於現實發展為兩個版本,兩方觀眾並無從得知另一地演出的樣貌,只有短暫連線交集),我相信這也非創作團隊原意,但我最終為這尷尬情緒找到了存在的原因。正如所有溝通失效的時刻,似乎都鬆動了所謂在藝術的世界「四海一家」的美好想像。與其說《城市之臉─遠距版》試圖挑戰國際共製的生態與模式,不如說此作(容我再次強調,在疫情的推波助瀾下)提出了另一個「會不會合不起來」的可能場景以及必要應對;或是說,在困境中試著釐清國際共製的關卡到底是什麼,是否有些事就是難以跨越?

觀眾可以尷尬,創作卻不能徒勞;溝通的失效更不能真的只能失效。演出快結束前,所有團隊人員拿出自己手機,打開自己喜歡的影片並彼此分享。這像是網路世代的常態,不用遠距,我們就被安置在自己手機裡的世界。接著,眾人打開多方通話,訊號無可避免地互相干擾、延遲,產生雜音。這次沒有任何不耐與尷尬,反而將手機傳遞的話語疊映、扭曲、延長、變形成交響樂般的複雜聲音。斷訊不再岔軌,而成了另闢蹊徑的素材。

城市之臉─遠距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Kris Kang)
城市之臉─遠距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Kris Kang)
城市之臉─遠距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Kris Kang)
城市之臉─遠距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Kris Kang)

《城市之臉─遠距版》跨越的不只是空間的距離,還有時間的距離。面對無從實現的正式演出,余彥芳與周東彥只得不斷在言談中回溯排練過程與初次呈現的樣貌。說著說著,余彥芳不時跟著螢幕上的排練或呈現畫面跳起舞來,想像荷蘭舞者成為另一個在現場空缺的角色,並用身體重現經歷過的一切。而這也令人聯想到周東彥與狠劇場一直以來關於記憶與存在的虛實探索。我們強烈感受到現場有某些東西「不在」了,無論是未能實現的演出,或是在六個小時以外的合作夥伴。號稱是「遠距版」的《城市之臉》,事實上更迫切地探問著究竟什麼是劇場的「真實存在」。當疫情挑戰了劇場之於「當下在場」那看似不可撼動的本質,我們能用什麼方法留下一場表演?是揉雜著身體記憶與言說的重述?還是摸不到實體的影像紀錄?劇場能像3D列印一樣,在另一個時空被翻模嗎?我們在回憶或想像中重建的演出,難道不能比網路傳播的畫面更真實?

這些問題非因疫情而起,對於長年參與國際共製的《城市之臉》團隊、或是善用數位多媒體語彙的周東彥來說,想必也醞釀許久。但卻是疫情,迫使眾人不得不真正與之相對。最後團隊邀請觀眾拿起紙杯,以孩提時便已熟稔的手作話筒傳聲,在周東彥小聲地倒數聲中,螢幕亮起並未在現實發生的奧運煙火,實況轉播的四海一家。我們究竟如何面對跨越,面對實體與線上,面對無從發生的當下,面對溝通與失訊,面對在不在場?在這停下腳步的期間,《城市之臉》讓我們終能好好看看這些糾結。

 

註釋
1、白斐嵐:〈當我們在線上群聚,尋找劇場的擴充意義〉,《PAR表演藝術》第329期(2020年5月),頁92。
2、為兩廳院《不(只)在劇場》系列作品,同樣是為回應當前疫情對藝文生態影響之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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