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賴聲川編劇及作詞、丁乃箏與呂柏伸導演的《夢想家》，打破傳統晚會形式，以戲劇為建國百年慶生，當是想對歷史有所詮釋。然而，證諸《夢想家》當中對革命、對藝術、乃至對夢想的詮釋，都不只是簡化、而是膚淺與偏差的時候，我以為這已不僅是藝術的問題了。

《夢想家》以跨越百年的兩個時代互相對照。一邊是黃花崗起義的青年革命者，一邊是當代台灣的青年舞蹈家。兩者都在追求夢想，一個是犧牲自己造福別人，一個是心心念念自我成就。兩者的差異，自有其時代意義。但編導對於兩者同樣英雄化的處理，抹消了對差異可能的理解與批判，而將革命與藝術追求一視同仁地理解為夢想，並將夢想與現實的對比簡化為白與黑。

兩者的敵人在劇中都以「大反派」的姿態出現。革命的理由是良民被強橫的官吏欺壓，藝術的困境是純潔的藝術家被強橫的夜市大哥收買。兩個反派都由同一位演員，以極其誇張的惡魔姿態扮演，更強調了這種同一性。這種臉譜化的角色塑造，比起1970年代愛國片與文藝片對正、反兩派的塑造，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將革命的理由簡化為反抗貪財貪色的壞蛋，也把藝術家蠢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知青年。

（予人更難以磨滅的聯想是──如果革命的理由只是因為滿清的官吏仗勢欺人，那麼劇中被黑道把持的當代台灣，豈不也應再掀起一次革命？而在台中這名聞遐邇的黑道之都演出這場大戲，不正是諷刺之極？）

以兩個時代對夢想的追求為主軸，對「建國百年」的歷史難脫避重就輕之嫌。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建國革命在中國、而百年國慶卻在台灣？不去面對這個問題，也就無法避免「台灣」在劇中完全失焦的結果。麵店、夜市、便利商店、舞蹈大賽，便是所有的台灣。劇中不斷洗腦般宣唱：「我們並沒有共同的回憶，讓生命就從現在開始走在一起。」但對過去選擇遺忘（事實上是「選擇性記憶」）的態度，只一味要所有人此後同心，有如掌權者對異議者的招降聲明，實在欠缺任何說服力。

這也是為什麼，當胡德夫走出，伴隨原住民「哦嗨呀」的曲調吟唱〈如意樹〉的結局，是那麼的令人錯亂。請問原住民在整齣戲裡，有半席之地嗎？在中華民國選擇性記憶的建國百年史裡，有半席之地嗎？而渡海來台的中華民國，又是站在哪片土地上？最後貼上這塊招牌，又能代表什麼呢？

就更別提為符合這錯亂的史觀，劇情與意象編排得多麼荒誕了。藝術家接到國外的企管入學通知，忽然大發脾氣說爸媽不了解他的需要（難道這是賣麵的爸爸私下去幫他申請的嗎？）；藝術家被揍之後，忽然和女友發現前生彷彿相識（是被揍得靈魂出竅了嗎？）；以及出發革命之前，突然出現紅衣女子旋轉不停（是隱喻林懷民版的天安門柴玲嗎？）

最後像來自夜市玩具的宇宙人，出聲向中華民國祝福的時候，真相於是大白──這齣戲有中華民國的緣起（雖然太簡化），也有未來的宇宙觀（雖然只是口水），但就是沒有中間這一百年，也沒有台灣。

藝術不是不能碰政治，也不是不能表達清楚的立場，只是不宜自我矮化成為政治的粉飾。劇中的藝術家不願接受夜市大哥贊助時，跟朋友嗆聲說：「幹嘛平白無故接受人家東西？」我也很想問問這齣戲的團隊同樣的問題。看過《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和平、奮鬥、救中國」段子以及《暗戀桃花源》的觀眾，對賴導演的建國百年音樂劇，理當有更多期待。然而，這齣戲竟也跟建國百年的眾多燒錢大製作一樣，淪陷得如此難堪。我只希望民國100年趕快過去，慶典趕快結束，讓藝術的歸藝術，政治的歸政治。這樣藝術家才有機會做出有尊嚴的作品，給政治家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