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條件三：台北上午零時》為吳念真編導的作品，2007年首演，今年再次推出。「人間條件」系列自推出後，廣受觀眾喜愛，加上以小人物為故事主角與生活化的語言，也被稱之為「國民戲劇」，這個國民的想像，大約指向了吳念真的同一代人：戰後台灣民國四十至四十九出生的四年級生。在《台北上午零時》中，劇中角色經歷了離開家鄉上台北打拼、學技術的日子，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為頭家，自己開店當老闆。這個「台北夢」所嚐到的歡喜悲傷，也是時至今日那一代戰後新生兒，最常召喚的記憶；如同文宣所說，這齣戲是「台灣男人的青春夢」。幕啟時，旁白對「記憶」的定錨，《台北上午零時》明顯意在搬演台灣該世代男人的往事。吳念真的作品近十幾年來成為大眾與本土記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其本人也有同樣的號召力；也因此他編的劇，讓人想要特別留心他如何處理戰後台灣記憶，亦即他的故事如何成為歷史敘事。那一代四年級的台灣男人，當代在記憶的召喚與本土的加持下，好像成為了台灣男人的本格。

《台北上午零時》刻劃三個離開家鄉上台北鐵工廠學師的學徒：阿生、阿榮與阿嘉。三人共同住在鐵工廠樓上，雖然常受到老闆阿國的辱罵與毒打，但也好在有老闆娘阿秀的照料，能共同挺過來。青春正盛的小伙子，全都愛戀著從小失恃，在麵攤幫忙的阿秀外甥女阿玲。在一次阿嘉工殤中斷了手指、阿秀不在家的夜晚，老闆阿國強暴了阿玲；阿榮當夜氣憤難平，潛入阿國房間殺了老闆。阿榮入獄，而阿玲卻懷孕了；阿玲執意生下孩子，阿嘉一肩擔起成了孩子的父親。阿生也深戀著阿玲，卻在重視朋友的情義下，始終沒有坦白，還以阿玲的名字，長達九年寫信撫慰牢裡的阿榮。故事的場景主要安排在鐵工廠與對門的阿秀麵攤巷口，麵攤旁跟著政府撤退的榮民山東伯，賣著山東大餅，在阿國死後，與阿秀相互照料。

這一個充滿情義的故事，回應了當代台灣人對那個單純年代的依戀：重道義、默默承受、內斂、吃苦作吃補、白手成為頭家、癡心守候等等的價值；吳念真也因而將《台北上午零時》「獻給自己以及古錐的台灣男人」。但這群男人真的如此「古錐」嗎？劇中三個小伙子有情有義，配角山東伯也是大好人，連阿秀在阿國死後都不忘情份，唯一的反派是阿國。我們怎麼判別古錐的台灣男人與沒良心的台灣男人呢？除了運氣與機率之外，或許阿國強暴阿玲前還透露了一些訊息。

阿國說他沒有與阿秀結婚，成為阿秀的伴侶只是因為看到阿秀的前一個男人，常常把阿秀打到牆邊，在有一次看不下去的狀況下，他殺了那個男人，而後帶阿秀離開，用阿秀的錢開了鐵工廠，但他遺憾從來沒機會打從心裡愛上一個屬於自己的女人。這個故事不太陌生，戲中阿榮也同樣為了女人殺了可恨的男人；唯一的差別是阿國以強暴阿玲爭取了做自己與要純愛的機會，而阿榮則以保護阿玲，負起維護純愛的責任。這兩個極端的例子，雖然一個成為千夫所指，另一個成為台灣真男人的代表，但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都是以做自己、當男人、以純愛與情義為名，決定了女人的遭遇。甚至在阿嘉擔起父親的身份，成全阿玲生下小孩的願望時，阿秀所做的是跪地磕頭感謝。（阿秀最後坐著輪椅與山東伯出場，彷彿更是不經意透露著女人在台灣男人（包括外省山東伯）之下無能為力的深意？）

某種理解的、同情的閱讀可能會說：「當時的台灣女人真的是這樣，我的媽媽、阿姨就是」。我也無意要求編劇賦予當時女人如何出頭天的自主性；但是，當編劇以「作自己、當男人、以純愛與情義」為核心的故事，成為台灣男人的本格形象、古錐的代表（甚至阿玲還跟阿生說：「你沒有虧欠什麼，虧欠的是自己」），同時召喚戰後台灣的大眾記憶，並作為敘事再一次強化並編寫台灣（情感的）歷史時，我實在無法認同懷念所謂的台灣美好年代，原來是建立在這種（以男人為中心）對純愛堅定不移與念念不忘的肯定。如果，吳念真的故事以（男人）對純愛的堅定不移，標榜了良善的價值、刻劃了台灣最美好的時代，也召喚了戰後台灣、塑造古錐的台灣，我不禁想到劇中想著反攻大陸的外省山東伯和他那一代的兄弟們。當代台灣是否也以對純愛的肯定，同樣讚賞戰後被視為終身奉獻單一價值的生命？身繫（政治）純愛的他們也是古錐的台灣男人嗎？也屬於吳念真肯定的台灣男人青春夢的一種嗎？ 時移事往，當後者成為當代台灣鄙棄的價值（與生命），這種不斷高強度地追憶著前者，可能暴露了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