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紐森的DV8，這次給了我們一具回歸身體政治性的「宣訴機器」(machine of enunciation)。

我們看到魏淑美在《當代歐洲新舞蹈－表演：非舞蹈、反身體》一書中所謂的「新舞蹈－表演」，以其低調、貼近生活現實動作的反擴張性、反奇觀性、反非本質性的編舞思考取向，進行「肢體劇場」的操演，我們彷彿在觀看一個談話性節目、一個公共論壇、一個歐洲式全民開講的亞洲實映，或者是一個身體政治的「引錄」(verbatim)報告劇場。

用身體政治性的「宣訴機器」來界定這次在高雄演出的最新作品《我們可以談論這事嗎?》(Can We Talk About This?)的特色，主要是「肢體劇場」用身體來做身體政治的鬥爭報告，進行哲學倫理學上的論辯，跳脫出物理運動身體獨自表達的本位思考，讓說話中的身體、對話中的身體、談論中的身體、影像中的身體，甚至爭論中的身體，在談論事情之作用力中鑄造其自身。

而且，觀看這個表演的同時，暴力的問題如影隨形，如同洛伊．紐森在現身說法座談回答觀眾問題時，呈現了某種暴力陰影：「我的生命受威脅，其實微不足道，在這個表演的同時，英國有好幾千個這樣的(強迫婚姻、榮譽濫用、近親結婚、宗教律法暴力、言論自由、穆斯林同性戀)案例，他們的生命受到的威脅遠比我來得真實而恐怖。」《我們可以談論這事嗎?》做為一具「宣訴機器」，就是要把這個被噤聲的暴力問題掀出檯面。

「宣訴機器」把說話中的宣訴者肢體所具有的音樂性、力度、腔調、情緒、表情、姿勢，透過「引錄」引用的方式，與說話者的職業、膚色、宗教、性別、文化、身體政治立場，做了多向度的表演組裝，展演了一個台灣觀眾不熟悉的哲學議題：當文化多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變成無限上綱的政策，用以掩飾英國對其帝國時期的殖民罪疚感之後，穆斯林在英國的85個伊斯蘭教教法議會－－「法律機器」，有可能已成為某種過度被文化多元主義包裝與縱容下的「暴力機器」。

於是，以田野調查和口頭「引錄」為基礎，透過肢體劇場的碎形節奏(如以脊椎為中軸的左右搖擺)、斷句念白的音樂性和力度、對質場景的腔調和情緒、自訴時的聲音身體表情與姿勢，構成了我所謂的「宣訴機器」。

如果當代舞蹈可以不再進行傳統客體的再現，不再做為宗教儀式與宮廷裝飾的配件，也不再進行現代主體的表現，不再指向內在的人文情感與激情，記憶、想像與夢幻，它還可以做些什麼?在士林文林苑強拆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的此時，我們注意到，都市更新也是運用「法律機器」與「暴力機器」遂行其意志，那麼，我們的舞蹈觀眾與舞蹈空間，是否亦潛在地等待著某種強而有力的「宣訴機器」抗拒之?《我們可以談論這事嗎?》的力道恰恰在於它如此貼近真實：它是少數人的肢體、少數人的顫慄之舞、少數人的現實政治處境與夢魘，它傳達著少數人宣訴之尖銳叫喊，與赤裸裸的暴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