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是黑的，窗簾是白的，沒人穿的衣服幢幢垂掛著，當某種低頻噪音響起時，我突然覺得毛孔緊張，耳目高豎，此時一陣風吹進來都可以駭殺人。危險的氣息是暴力的信號。暴力經常是隱身的，但無所不在，於是不知不覺我們就口乾了，心竭了，闔上我們的感受神經，撲滅無力感同時也撲滅行動力。

自上個月底連續三齣戲：《燕子》、《Preparadise Sorry Now》、《天倫夢覺：無言劇2012》分別以不同角度不同方式演繹暴力，逼迫重新打開我們闔上的神經。何其不幸，逃入劇場還要面對綿綿無盡的暴力襲擊；但又何其有幸，仍有人願意以如此不廉價的方式表述它的存在。

拿開抗議牌子，丟掉腳架，裸露出抗議者鄭志忠與其強烈表述成對比的孱弱下肢，他坐在場中央的大椅上，從椅冊的書包翻出雜誌、火柴、迷你投影機等道具，他想辦法下嚥，但無法不嘔吐。這個劇場形象與鄭志忠的日常形象是重疊的：多年來他不間斷做他的靜默行動抗議，後來週復一週地前往信義路上的美國在台協會門口舉牌發傳單站樁。夥同的朋友漸漸零星了，飄散了，三日五天曬網，他就單槍匹馬自己去走、去站，把所有「傢伙」綁在他的三輪摩托車上，就像當他雙手撐柺杖時，那些「傢伙」就左披右掛地陪他站樁，他體量很小，長得也不強勢，唯有倔強的神情說明他的強度。

相較於《燕子》的現場直擊暴力，《Preparadise Sorry Now》象徵的歐洲法西斯，《天倫夢覺：無言劇2012》的暴力是母與子、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上層管理者與下層被統治者之間的暴力。坐在舞台後方一身黑色僕婦打扮高大安靜的是音樂人黃大旺。他戴女假髮，嘴啣著口哨，簡短哨音聲聲都是命令、規訓、戒律，不囉嗦，無模糊地帶，聽話照做就是。這個母親/照護者/管理者的角色，每一次上前盡其義務的「照顧」、「施予」、「呵護」，都是極其殘暴、無情、迫害，猶如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儀式：綑綁人的安定、噎死人的餵食、窒息口鼻的擦身；加上虛應故事的打掃，敷衍粗魯的包垃圾，甚至把人當物用紙箱狠狠打包，如是堅持一個多小時。

終於兒子/受保護者/受統治者強韌地倖存下來而且有反抗機會了。他從紙箱龜爬出來，渾身是濕，從垃圾袋裡搜出收音機，搜出統治者使用的口哨、韁繩、漏斗，他反身把母親/照顧者/管理者以暴易暴地綑綁、羞辱，用漏斗把哨音灌入耳膜。當鄭志忠雙手代腳攀著椅背，下肢舉到高空時，彷彿一個被壓迫者高歌的印記，令人興奮，同時也令人戰慄，因為一個新的壓迫者、宰制者、施暴者又起。暴力從來不曾消失，只是換人做做看。永無止盡的鄙視、暴力、仇恨、報復、互相消耗、兩敗俱傷的戲碼，因為我們經歷過，我們疲憊過，我們失望過，所以不言自明，我們又閉上眼睛。

燈暗再亮，綑綁解了，母親攤坐大椅上，兒子依偎於右腿邊。可能也只能這樣，選擇原諒，選擇和解，選擇相信血濃於水。看過幾次柳春春的演出，覺得有種越來越清晰的質地，無言依舊，可不再僅曝現受暴者的傷，也漸漸能描繪施暴者的形貌，因為暴力像基因一樣，不斷地潛伏又浮現，循環到下一代，不僅出現在對手身上，也會出現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