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柏林列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 am Lehniner Platz Berlin）邀請英國合拍劇團（Complicité）導演賽門‧麥克伯尼（Simon McBurney），共同創作《同情的罪》（Beware of Pity），改編知名奧地利小說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小說《焦灼之心》（Ungeduld des Herzens）。

從「焦灼之心」到「同情的罪」，茨威格的小說中有這麼一段話道出梗概：

同情恰好有兩種。一種同情怯懦感傷，實際上只是心靈的焦灼。看到別人的不幸，急於盡快地脫身出來，以免受到感動，陷入難堪的境地。這種同情根本不是對別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觸及自己的心靈。另一種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這種同情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決心耐心地和別人一起經歷一切磨難，直到力量耗盡，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1】

而引發本戲悲劇的，即是那怯弱與感傷的同情：年輕士兵Hofmiller受邀前往Kekesfalva男爵的城堡宴會，在歡樂陶醉之際誤邀男爵雙腿癱瘓的女兒Edith跳舞。之後Hofmiller因為賠罪的機緣，成為男爵一家的固定訪客，並知曉男爵原為猶太商人的身世背景。Hofmiller因著對Edith境遇的同情，與「被需要」的虛榮，固定前往城堡、享受著眾人歡迎與特殊待遇，未查少女Edith對他萌生的愛意，並以他做為復健與痊癒的動力。在Edith的告白與激烈示愛、眾人的拜託懇求下，煎熬的Hofmiller向Edith求婚，以讓她安心前往瑞士療養復健，卻又不堪同僚詢問嘲諷，欲求自殺以解脫，幸得長官拯救、送往他處服勤。在離開的火車上，Hofmiller擔心Edith狀況，寫下道歉與告解、共許終身的電報，未料因為奧匈帝國王儲遭射殺，電報未送出，而Edith也因為絕望與憤怒而跳下他們時常相聚的陽台自盡，也讓痛失愛女的男爵不久於世。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戰場中死傷無數，儘管雙手浴血，卻仍掩蓋不掉他害死Edith的悔恨：「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個人只要良心還在，就不會遺忘他以前的罪過。」

《同情的罪》僅就故事而言並不複雜，而茨威格的書寫特色著重於刻劃人的內心。其受到佛洛伊德心理學影響，極其深入地描繪與梳理角色心理，並以人內心的各種對話與慾念，對應到所處的外界現實。由此觀之，導演麥克伯尼準確地選擇以「聲音」作為主要的表現手法，創造聲音景觀（Soundspace），藉由成熟的主述聲線、敘述者的聲音轉換、現場配音等，撐出Hofmiller的內心世界。與其說是「觀賞」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製作的《同情的罪》，「聆聽」或許更是適合的詞語。或許也是因為要呈現主角們內心的幽暗與隱晦，主要的演出區都在舞台中心，四方圍繞著的是其他演員聲音演出的桌子、麥克風與譜架，在「雜亂」中，只有受照射的內心回憶能為我們所見。回憶是相片、是文字與書信，而各角色也不全然是寫實的表演，多以轉化象徵來呈現，如推載Edith的桌子與白裙、站上陽台就是站上椅子、投影表演者手部細節以呈現內心。而最後白裙跟不上推桌的速度而墜落、繼而一件件衣物被吊起展現死亡，同時降下的天棚如同時代與戰爭的輾壓。

視覺隱晦紛雜，對比之下各式聲音滿盈空間。在演出過程中，我常以為自己正在德國，藉由桌旁小小的收音機聽著“Hörspiel”！“Hörspiel”在德國聊備一格，若直接中譯為「廣播劇」對於台灣觀眾可能有理解上的誤差。對我來說，台灣的廣播劇發展並未太成熟，美學也尚嫌刻意粗糙；“Hörspiel”若是直接拆解德文字面，譯為「聲音演出」或可更見主體。德國劇場本即極注重演員的語言表達，若是就讀專業演員學校，定會有語言教師一對一矯正發音、調整說話聲情。而自1924年第一齣廣播劇在英國BBC開始後，“Hörspiel”的熱潮也延燒到德國，並以之作為一種新的表演形式、多方嘗試，並有多種展現的論述。像是布萊希特亦對廣播有所批評，尤其是如何藉由家戶皆有的收音機，讓廣播能成為溝通工具？【2】而Richard Kolb則突出聲音演出的「內在性」：「…… 所說出的文字將作為聯繫人與人的橋樑。除了心理治療師，沒有其他事物可以比聲音演出更貼近人心。」【3】並提出聲音演出能展現人類內在的活動，而非只是人類的行為；也能由此展現內在良知的聲音、靈魂的旋律與振動。【4】

因此，憑藉著聲音，我們浸於Hofmiller的內心，跟著他一起焦灼，隨之內疚、渴望、憐憫與懦弱。而聲音演出，亦彰顯了「聆聽」的重要。或許Hofmiller之罪，即在以同情神話、托高自己，如他和Edith求婚後感覺到自己成為了上帝，將能促成奇蹟！他蒙於表面，聽不見Edith內心的聲音，也看不清自己，最後促成終生的憾恨。「同情」有著施捨與位階高低，然「同理」才能造就平等與進步。

《同情的罪》從博物館一件一戰後染血的軍服開始，在1939年猶太清算的二戰前夕，茨威格寫下這篇小說，作為他一戰後對歐洲的觀察、對法西斯主義的焦慮。焦灼的不只是主角Hofmiller，也是一次大戰爆發之前的社會與人心。當時的歐洲在國族與英雄甜蜜的口號下糊里糊塗地走向戰爭，貴族階層把戰爭當作一種英雄主義的浪漫冒險，然在貌似英勇的騎兵隊的背後，隱藏的卻是虛偽和膽怯，進而導致無法收拾的災難。【5】演出最後，Hofmlller回到了櫥窗中，其鮮血卻溢出漫延到舞台上。在二戰過後七十三年，這故事對我們將會是一段歷史，還是將會成為鮮血？

注釋：

1、轉引自史蒂芬‧茨威格《愛與同情》，張玉書譯；志文出版社，2001年。

2、筆者自譯與整理於Bertolt Bercht: “Radiotheorie 1927 bis 1932”. In “Gesammelte Werke 18”, Frankfurt/Main, 1967. S.117-134.

3、筆者譯於Richard Kolb: “Das Horoskop des Hörspiels”. In “Runkfunkschriften für Rufer und Hörer. Band II”, Hg. Von Th. Hüpgens. Berlin 1932. S.78.

4、同註3，整理自頁38-64。

5、參考宋國誠〈我的天國已經崩落──史蒂芬‧茨威格的悲劇人生〉。全文網址：http://www3.nccu.edu.tw/~gcsong/word/Stefan%20Zwei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