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宗洧（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本劇《搞砸的那一天》分為八個段落，分別皆出現了難以辨認的身體（尤其是糊狀、肉塊化的）以及充滿幻想的偶人，大致可以看作是劇作的主要元素。場景是冰冷的，打上了藍色光的手術室，一旁掛著以塑膠袋裝起的器官，以金屬作為搭建場景的骨架，周圍的環境讓肉塊（過去的生命）被放置在手術台上時，創造了一種陌生化的奇妙感受。

物質性（或者是導演鄭嘉音所形容「材質的語言」）對本劇的推進展現了極大的功能性。導演對於戲偶、服裝及布料雕塑的精準調度，讓全劇的敘事不會被框限在文本敘事與聲響樂曲之中。物質性不僅是一種道具的實踐，它也是對於人體消逝的隱喻，便如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所說：「⋯⋯因為他們就是執意要展現，究竟有誰曾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且至今仍具有真實性，仍然不願徹底消失於『藝術』當中。」在人體上／中／裡，我們可以看見外在時將對其留下的刻痕，而透過戲偶從中萌生而出，其實正是在創造得以挑戰、叛逆（revolutionize）社會現狀的條件與工具。這是當代偶戲之於其他戲劇更有創造可能性的面向之一。

我們也看見劇情中穿插著對於身體消逝的反思。一方面，女性的自我犧牲傾向（於是要動乳頭手術）、過敏（於是抓下了一串串頭髮）、失眠（於是不斷吃下藥物）都是在討論女性的受苦經驗，身體被「屍解」成難以回復的模樣；而另一方面，新的生命也在死亡中出現，其中一個段落中將嬰兒的出生和肉蠅與蛆的關係平行對照，正是揭露出一種自然主義的，一切生命與思想都誕生於肉體之中的隱喻。當然，在解剖生命的共通性時，我們也不免將身體經驗抽象化了，在肉體被抽離既有的消失脈絡後，我們談論的會不會只剩下一種集體的哀悼，而沒辦法更理解每個個體的選擇。這樣的模糊性的確讓《搞砸的那一天》展現出一種屬於美學的集體感覺，然而，我更期待除了身體之外，這些文本還能夠有什麼有趣的連結。

其中一段，或許是與整體敘事最脫離的段落。兩個男人從纏結的身體團塊，分開變成兩個開著車、具有男子氣概的形象，與汽車作為科技物所代表的現代性產生了辯證關係。當然，我們可以直接歸結成一種對於「人體」改變的關懷，然而，或許我們拉的更遠一點想，汽車、男人，或者科技物的變遷對於女性身體所帶來的壓迫為何？這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何影響女性認知自己身體的方式？甚至更貼近劇中主軸與場景設定，我們是如何組裝（assemblage）自己的賽博格身體，以及身體之於我們又有什麼重要性？

最後，在劇情、文本之外，我認為讓《搞砸的那一天》增添視角複雜性的元素，還有王榆鈞的現場演唱與個人現身。她跨越了虛（戲偶）與實（手術室），透過聲音呈現出另一個層面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雖然有時歌唱會搶過戲偶表演時的關注，但是，就如同她所唱的：「我的愛人那，能不能留下我的骨頭。」我們也同時建立了本劇的輪廓與共感結構。聲音在本劇中的角色，讓分散的段落多了「人味」可以連成一氣，但仍舊難以彌合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