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鷗》或許不是契訶夫最好的作品，卻可能是最難處理的作品，原因當然是劇作家契訶夫，與首演導演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之間，關於這部有著大量愛情的作品，究竟是喜是悲的爭論。台南人劇團的《海鷗》，也從這個劇場史上知名的公案開始。

就演出本身論，台南人的《海鷗》的整體水準相當不錯，導演對敘事節奏、舞台畫面、戲劇氛圍的處理，設計群對舞台視聽覺空間的塑造，以至於技術細節的執行，都不負劇團專業之名。尤其是舞台前景與背景的對照，雙重拉門所製造的遮蔽與發現，創造出非常優美動人的效果，在整場演出中不時靈光閃現。

另一方面，我對這改編本的編導想法，則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從喜或悲的爭論開始，台南人的《海鷗》改編本，卻不在選擇悲或喜的戲劇情調，而在如何將這悲喜從寒冷的俄國，轉移到炎熱的台灣。因此，即便大幅更動了戲劇時空，並且以本地通俗劇的風格，重現原作中的大量愛情，強調這些關係中的非正常，但編導並未企圖對原劇作家或首演導演，提出真正的挑戰或挑釁，而只在呈現對原作（無論是喜是悲）的一種理解，一種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解。

依據編導的想法，契訶夫劇中人物在表面的日常平淡底下，多的是要爆裂開來的濃郁情感和慾念，因此，生猛有力的台語和霹靂火表演風格，便成了凸顯這些情感慾念之必要。加油添醋和澎拜洶湧之後，就成了具有濃濃台味的《Kamome》，原作中被壓抑的，在改編演出中被痛快釋放，原作中曖昧流轉的，在改編演出中被驚爆八卦，劇中人物不僅麗枝大灌烈酒，其他人大概也都酩酊大醉了。

我以為這是編導所理解的契訶夫和《海鷗》。只是，這卻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契訶夫和《海鷗》。

以下，我所提出的幾點疑慮，其實無關改編是否忠實於原作，或是否有任何顛覆的意圖，而是被本土化的人物與情境，是否仍能如原作一樣，以他們的悲喜打動我。

首先，是劇中人物的造型。

無論是悲是喜，無論是可憐或可笑，我一直以為：契訶夫的角色即便可鄙，也絕不讓人心生嫌惡，但《海鷗》中月桃、雨祿，甚至是海盟，卻不時會讓我抑制不住那雖然淡淡但明確可辨的嫌惡之感。例如，在海盟和月桃的衝突中，在月桃和雨祿的激情裡，我對拉扯的兩方既無同情，也不覺可笑，只感不耐。其他主要角色，也似乎都少了那麼一點特別動人之處：醫生一角，有在不倫戀情中的怯懦，卻不見看待人生的透徹；玫瑰在天真與世故之間的轉變、開春在婚姻與愛情之間的掙扎、麗枝對生命的哀悼（守寡）、月林對生命的不滿，情感描繪的深度稍嫌不足；條山和德威的可笑，卻倒是真的可笑。

其二，是霹靂火風格的選擇。

除了幾個激情衝突的場景之外，與原作不同的結尾，更能說明這個選擇。

契訶夫的原作，結束在醫生悄悄將康斯坦汀自殺的消息告知作家特里果林，台南人的改編，卻在結尾處植入海盟一頓關於創作的獨白，並配合從舞台上方紛紛飄下的文稿。前者以「壓抑」保留了對年輕作家母子、乃至於成名作家及眾人的嘲弄與同情，後者則以「釋放」卸除了觀眾對他們的情感責任。

如前文所論，導演的風格選擇，是對原作的一種理解，但如果從當下這個時空的角度來看，這似乎也是一種現實的考量；換言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人生」的理解，對「可笑」的理解，會不會只剩下誇張的諧擬一途？我們對錯綜複雜人際倫理的理解，也只限於八點檔中的典型？

其三是戲劇時空的選擇。

在正歷經劇烈轉變的大時代中，一群庶民的小小悲喜，就是編導選擇戲劇時空的理由，概括而論，這似乎沒什麼問題。只是，《海鷗》首演時的觀眾，就在時代的轉變之中，因此，他們自有大小歷史相互對照或抗衡的脈絡，以理解平靜表象下的暗濤洶湧。但對於當下患有歷史失憶症的台灣社會而言，我們用以對照或抗衡的大歷史情境何在？劇中穿插的歷史註腳，例如賴和與楊逵的文學，是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海盟對月桃和雨祿的藝術評價？或者讓我們想起張我軍以降的新舊文學之爭？乃至於這些爭論背後的政治意涵？

這些疑慮，成了我和海盟、玫瑰、月桃、明道、雨祿之間的障礙，讓我始終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世界，了解他們的悲喜，同情他們的選擇，乃至於最終領悟海盟自殺的悲哀與荒謬。

只是，這些疑慮也是我個人的問題，就如前文所述，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契訶夫和《海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