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建豪（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身體不僅是生物性的存在，更是文化的載體與權力鬥爭的場域。尋找「____人的身體」，一直是台灣表演藝術史上屢見不鮮但仍然重要的命題，從劉靜敏（現名劉若瑀）赴美受訓後展開追尋東方身體的「溯計畫」與優人神鼓實踐，到聚合舞的作品《當水落下》，皆是在不同時代脈絡下對認同的叩問。

《當水落下》特別之處在於避開了直接的「中 vs 台」談論框架，轉而透過旅德新加坡舞者李文偉與台灣舞者周書毅的身體對話，在共享華人文化背景的同時，更拉開了一層地緣政治的緩衝與對照。正如開場，兩位舞者身著相似服裝，肩並肩地左右搖晃、踏步、點地，卻也能察覺些微時間差的肢體動作。大區塊的相似或許指向了共享的華人文化身分，而這份微小的時間差異，似乎也為後面的段落做了一點暗示——關於兩人在「從小建構」與「後天習得」文化身體的時間感差異。

接著，作品透過字幕從周十歲習舞的起點談起，李則操著一口流利的英文，飾演周兒時的導師，教導如何「推門跨檻、以宅院中淑女的姿態撿起紅色方巾、透過身體表達初春的喜悅」等傳統中國民俗舞技法。然而，李流利的英文與他在台上試圖教導的舞蹈內容所形成的異質感，在周於紙上寫下「為什麼你不說中文？」時，不僅作為一種笑點，也引出了李的文化混雜狀態的自述。

李接著自述其自身文化認同的轉折，發生在移居德國後。當他成為少數族裔，面對西方的舞蹈老師期待他「教導自身文化」的身體技藝時，驚覺自己除西方知識論的身體之外一無所有，因而提問：「難道要教他們（西方人）自身的西方舞蹈嗎？」這份困惑促使他展開對自身文化身體的探索與學習。

當水落下（聚合舞提供／攝影陳長志 ）

然而，文字上的認同動機與實際在台上的肢體呈現，卻構成了矛盾的對比。在李用極其肯定的口氣說出「說中文，我當然說中文」後，首先不斷用身體重複著橫、豎、撇、橫折勾等漢字筆劃，並字正腔圓地反覆四聲音調，整體因過分用力而顯露出不協調的感受，在此以滑稽的方式，呈現出探尋文化根源過程中的力有未逮。而這樣的不協調，在不同的地緣政治條件下，為觀者保留了一層審視的距離：在看見舞者急欲長回文化根系的同時，也對試圖透過傳統技藝來證明自身文化的行動，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間。

相比之下，與李力圖尋回文化身體的路徑不同，周在作品中呈現的是另一種對於身體與文化的質疑。正如同作品開端，周便透過書寫宣告自己全程將不說話，這份沉默與李對於認同的侃侃而談，構成了更複雜的對照。從同樣是撿起紅色方巾的民俗舞蹈肢體動作中，顯見周身上有著更精準、流暢且有力的訓練痕跡，但這些身體知識對他而言並不作為自身文化的證明，反而是在緊張的兩岸地緣政治與台灣歷史脈絡下，國族認同的一種規訓樣態。

在這種「失落的人想要尋根，擁有的人則想要去除」的對比之中，我們看見了兩層矛盾。第一層是個體自身的錯位：李擁有堅定的認同，身體卻顯得生澀；周擁有從小習得的文化身體，卻始終無法在語言上給予認同的肯定。第二層則是兩者並置下的錯位：李拼命探詢並用以證明文化身分的「身體知識」，恰恰是周在二十二歲決定剔除的標的。

可相似之處也在於，兩人在廣義抗爭的層次上，皆展現了對既有知識體系與規訓的拒絕。如果對李而言，追尋東方身體挑戰了充滿西方知識論的身體；那麼對於周而言，從二十二歲開始的減法，則是屬於他的身體解殖行動。前者透過「學回」過去所否認的東方文化，試圖在西方知識論中開闢異質領地；後者則藉由「撤回」被預設的國族符號，除去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當水落下（聚合舞提供／攝影林育全 ）

而這樣兩人對比所形成的複雜矛盾狀態，在交疊雙人肢體的片段中被更具象地表達。首先，面對面的交疊必然顯現出兩種相反的指向力，如同李與周兩人在文化身體上之於中國的截然不同的路徑，可當兩人的四肢與軀幹拼接而成為一體，卻同時表現了個體層次中異質文化的身體組成，以及身體與認同間的斷裂；另外，在某些時刻，兩人轉而面向同一方向，彷若達成共識，然而就在雙手靠近並試圖追索什麼時，卻又被另一雙手無情剝去。如果說背道而馳的交疊引領觀者思考兩人之間的矛盾，那麼朝向同一面的片段，則更像是顯現了個體內部自我矛盾的樣子。

最後，關於兩人的對比不單停留在肢體與語言的敘事。在作品末端，那塊代表中國民俗舞語彙的紅色方巾，進一步延伸出更為曖昧的轉化。李將黑膠地板逐一鋪設，過程中方巾被層層覆蓋，這固然可視為現代西方表演框架對東方身體知識的遮蔽；然而，在覆蓋過程中，周卻不斷挪移黑膠地板，將即將被掩埋的紅巾重新拉出。這個動作讓周與中國民族舞身體的關係顯得更加幽微，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若紅巾象徵著某種文化認同，周或許拒絕將其再次撿起並內化自我認同的一環，卻也並不否定其作為文化身體的客觀存在。並且，將方巾拉出的行動，似乎也顯示了一種非二元對立的立場——儘管周拒絕再跳中國傳統舞蹈，並不代表這份身體知識就應該被象徵西方知識論的黑膠地板給覆蓋。

整體而言，探詢身體文化無非是叩問我是誰的命題。然而，這類命題往往因高度涉及個人層次而難以置喙對錯，容易陷入創作者自我宣稱的討論死胡同；但對我來說，《當水落下》令人讚賞的，不僅在於其透過多元路徑（如「書寫與口述」的對照、「身體與認同」的斷裂、以及「黑膠地板與紅色方巾」的符號）建立起清晰的並置結構，更在於這些脈絡同時能夠納入了地緣政治、移動經驗、以及區域性多數與少數身分的條件差異。這使得關注焦點能從「認同的結果」轉向「認同生成的條件」，使作品避開了對他人認同的道德評判，在看見認同多樣性的同時，也能引領觀者從差異之中反思認同條件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