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片別無長物的灰色版面，兩位徘迴生死的夫妻主人翁，兩幕歌劇在兩小時內造就扣人心弦、華格納理想式的全方位總體劇場藝術 (Gesamtkunstwerk)，不禁令人想到西班牙黃金時期劇作家洛佩維加 (Lope de Vega) 關於做劇場要素的名言：「三塊木板，兩個演員，一身熱情」。荷穆齊(Andreas Homoki)執導蘇黎世歌劇院 (2013首演)與台灣NSO合作的《費黛里歐》(Fidelio, 1805) 製作，就完全體現這般精純的劇場綜合藝術，甚至添加了電影藝術。舞台黑白色調以外無其他任何色彩，彷彿打造復古黑白電影場景，仿效三十年代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光影，及四五十年代好萊塢犯罪黑色電影 (film noir)，創造新類型的「黑色歌劇」(opera noir)。

開頭序曲演奏前的驚奇〈序曲〉，將最後正邪對決的高潮戲碼提前預告演出，以至於全劇像是電影般的倒敘 (flashback) 敘事。此外第一幕四重唱將四人的畫外音當作意識流般迴盪在觀眾耳畔，這些結合劇場與電影的效果，再再都凸顯了歌劇作為 opera，其實原本就只是「作品」，並不需要被特地類型框架。這可能是台北國家劇院上演的歌劇中景深最淺的，我無法想像比這更狹窄的舞台，刻意摒除景深，所有三度空間的場景均不搭造實景，而以字幕在牆面提示，企圖讓觀眾 (spectator) 自行創造景觀 (spectacle)，以想像 (imagine) 替代影像 (image)，算是將Robert Wilson等歌劇導演提倡而蔚為成風的「意象劇場」 (theater of images) 所凸顯的極簡風，帶向另一個更真誠的境界。倔強排除自文藝復興以降早習以為常的透視法 (perspective)，這本身就是個突出的觀點 (perspective)，荷穆奇《費黛里歐》不讓觀眾看到虛幻的遠處，好聚焦於內心真實的深處。

舞台將箱型佈景 (box set) 玩得淋漓盡致，讓一個似乎早已被當代劇場唾棄為陳腐維多利亞時期的博物館思維，以前衛之姿重生。箱型佈景摺疊為封閉的卡麥拉 (camera)，也就是攝影機原意的「房間」(明室／暗房)，四立面只有左右兩個小出口，主要面板的向後延伸最多也只能讓政治犯合唱團容身，大部分的劇情在狹窄的黑箱／暗房內開展，又因為毫無多餘佈景及道具而更形平面，壓迫感亦更形強烈，人物猶如在鏡框內遊走，無法逃脫。算是又將十九世紀末寫實主義老掉牙的「鏡框式」(picture frame) 舞台再度發揮到極致，反而賦予新精神，形成前衛，也完全吻合歌劇掙脫壓迫、尋求解放的母題。舞台作為框架，無論是鏡框或是箱型，似乎都在呼應《費黛里歐》主要場景：監獄的框架自由。尤其男主角弗洛雷斯坦 (Florestan) 遭受白色恐怖政治迫害，未審先判的秘密審判在西方又稱作 in camera。

但若只由習以為常的政治角度來看此製作，似乎又限縮了閱讀界域。《費黛里歐》 作為貝多芬唯一的歌劇，其實可解讀的幅度相當寬廣，因為既擔負承接莫札特的古典主義，又開啟韋伯、華格納的浪漫主義，承先啟後德國的德語歌劇傳統，對此歌劇的看法大抵也遵循這兩傳統，一方面依循古典精神，強調「夫婦之情戰勝一切」(原劇副標題) 的情操，寬恕啟蒙才是王道，如同莫札特在《後宮誘逃》的弱女子入虎穴搭救情郎 (女主角名Konstanze 如同 Fidelio 都暗示忠貞不二)，以及「仁慈君王」彰顯開明專制的啟蒙精神。另一方面遵循浪漫情懷，著眼於反抗奴役與不公，爭取解放與自由。後者的浪漫閱讀當然是二十世紀各主要製作的核心觀念，尤其自二戰後《費黛里歐》大抵被徹底政治化。反法西斯不遺餘力的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打先鋒，在二次大戰希特勒垮台之際於 1944 年透過 NBC 首度廣播《費黛里歐》以振奮人心，柏林也緊接著在二戰終結後首演自由德國的首齣歌劇，象徵意義非凡。自此之後演出《費黛里歐》經常像是發表政治宣言，也都是自由宣言，頂多場景移置不同時期，例如大都會 2002 年李汶 (James Levine) 指揮，福林 (Jürgen Flimm) 導演的現代服裝製作，可能暗指納粹德國或南美獨裁；而西班牙大城瓦倫西亞讓世人驚豔的蘇菲亞皇后歌劇院 (Palau de les Arts Reina Sofia) 的 2006年開幕首演曲目，也特意選擇《費黛里歐》，特別因為很多人忽視這個法國原著劇本，德國改編歌劇的劇情場景發生地其實是西班牙賽維亞，與《卡門》及《唐喬凡尼》相同。除時空考量外，當代的《費黛里歐》製作已經鮮少強調古典的舉案齊眉之恩情，或由上而下的寬恕，而幾乎都聚焦於自由之可貴。然而荷穆奇的製作更可貴之處，不但在於形式上將歌劇劇場化，甚或電影化，而是將尋求自由／解脫的路徑除去政治化，卡麥拉不只是晦暗的政治審間，也是心靈空間，是暗室，也是心房：左右兩門是吾人兩扇耳，目光所及則是吾人心造的屏幕，若弗洛雷斯坦尋求自由之道被人蒙上眼，吾人追尋所謂自由之道，是否亦必須先開啟蒙蔽的心靈？導演荷穆奇以開麥拉 (camera) 為核心，將英雄歌劇內化、淡化，簡化幾乎為「室內歌劇」(chamber opera) 的規模，將德語歌劇特有的「英雄男高音」(Heldentenor) 扁平化，弗洛雷斯坦與同為貴族的典獄長 (Don Pizzaro) 的階級鬥爭反而看起來像是小蝦米對大鯨魚；更將拿破崙喜愛的英雄式「拯救歌劇」(rescue opera) 關鍵救援的刺激移除，形而上為心靈的解脫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