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劇場便覺遠比前作《幌馬車練習曲》的舞台寬闊許多，燈光無比明亮，在更大的空間中施展演員的肢體，能在此地翻滾展開炫麗的空間競技。而劇作本身則對於初識鍾浩東、蔣碧玉等人故事的新手而言，那光明的燈光與廣闊舞台又顯得斷垣殘壁且無比黑暗，彷若脫離支脈的落葉飄零於黑夜之間，僅能窺得一絲線索，隨即與前進的火車頭脫節。

本劇仍為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改編，過去曾改編為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故事本不陌生，只是難說。原作是關於日本殖民地台灣的青年男女鍾浩東與蔣碧玉等人共赴國難以及之後的故事，層次上本就有許多轉換契機，無論是反思受殖民的經驗、閱讀討論後的啟蒙、起身行動的勇氣，都是具有強烈能動的舉措，而且毅然決然毫無扭捏之情，更甚是大破大立、棄毀傳統的革新，是「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國家要獨立」撼動人心的燃作。

今日《人間男女——幌馬車變奏曲》中我僅看見斷裂的世代與封印於鉛字書當中的故事，似乎無法在這一代人身上解封，《光明報》攤在眼前卻僅能視之為空氣般，像是坐落於兩個平行時空的陰陽兩隔，或是做為反共親帝另外一面，在前作之中已展現出其無能於理解、同理，進而產生如時空壓縮的扭曲現象，令在場的一切都尷尬無比，而今印刷《光明報》的肢體，卻也無法遞嬗其期許帶來「光」的意象。

「台灣地方」（殖民地）反抗殖民者的經驗、文化基礎，作為思想的起點，在泣血苦讀中經反覆思量才能升起「追尋革命新中國的理想」而投入抗日戰爭，把自身曖昧的殖民子之姿態褪去，成就反帝反殖的解放共同戰線。舊封建所割離的「台灣」，對應於棄生子搞革命，我倒覺得並不感傷，那是斷然的決定，而非如戲中「母親苦哀之鳴」渲染所能傳遞，其子未必會有「血緣意識」去追尋母國「苦難」而同感，也因此母國也無須悲傷、泣鳴，革命新中國何須傳統家的封建、新式婚姻、守護下一代之情來組？

黑帽長袍軍統特務的權力進向模糊，在韓戰以前恐無法大張旗鼓的以囂張跋扈姿態面對共產黨人，畢竟局勢動盪瞬息萬變，共產黨人解放台灣之時如反撲清算，那麼被血洗的就是軍統人員。劇中軍統人員似是囂張，倒也誇張，把沉狠鬱殺的寂寥，轉變成狂放不羈的殺人魔頭，似是以其個人意志所為，讓體制的邪惡歸化為某一人、某組織的自由意志，反過來把罪名安在他們身上，恐讓觀者忽視其背後操縱屠殺肅清共黨的美國意識。

在本劇中無限浪漫化的情節擾動著空氣的氛圍，似是文人墨客在大時代的撼動下，以自身救亡圖存之心，集結俠客西行共赴國難般美麗的開端，最終死離於險惡的冷戰江湖，讓這齣戲產生出「獨俠之情」，這種與歷史分析本身相違背的一種感懷與情緒，與世界各地因理想感召投入共產革命者分離，一如美國陣營以東亞島鏈切割以防止共產陣營的擴散，有意識的讓鍾浩東的形象「困」於「台灣」有志青年上山下海的豪情壯志，卻無法深入其理想內涵所見的紅色祖國之「中國革命」是如何召喚著他及其同輩無數青年，甚至連「階級」兩個字都無法聽見了。

換個角度去置放，本戲的「愛國理想」未能闡述清晰這群「共赴國難」青年是如何思想、分析、進而行動，極容易將不同的「愛國」、「民族使命」套入其中也能成就一番感人肺腑的故事，那轉瞬間立場即會對調，生長出與理想的共產完全相反的路線。甚至能以當前冤假錯敘事移花接木，巧妙地被當成另一種「錯亂」來解讀，至此地下黨人的「冤情」恐怕又是當代分離主義者的無端斷言之所，紛紛以個案化的想像去投射其個人情感意識。

鍾浩東一代人尚能以閱讀禁書、吸收資訊來產生出對於現狀的分析，並且理解當時殖民政府的橫行乃是源於帝國主義的暴虐，那麼彼岸即是帶著解放全人類理想的共產主義，從此處出發而展開前往大陸的抗日行動，破除自己身為殖民地日本人的認同，轉向為投身全人類解放的運動之中；而今一代人不缺資訊，卻無法在歷史的掌權者之外「看見」，僅是抱殘守缺似是想著過往的反共意念，「民主選舉」後已經是「民主國家的意念」，無法生出在共同壓迫情境之下的反抗論述，殖民內化於人身。

劇場如淪為演員無所完備的追尋之旅，那麼最終僅以「個人雜感」投射於角色之中，一如前作之混亂、曲解，不僅無能將一絲絲理想形象傳遞給當代青年，甚至造成以死悲鳴去掩蓋其光大熱情理想，反倒讓光明逝去，黑夜降臨。此劇文本何以能與他人溝通、交流？僅剩全稱「我們」的尷尬，以及不斷向願意入場的觀眾致敬，卻沒留下一些可供增進對話的空間。

燈光已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