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科診所的掛號處，男人遭遇猶如從事直銷的女人與她的語言詐術，一步步被誘導去放棄自己身體的主權，最終崩潰離去。身為觀眾，面對日本演員帶有濃厚日文腔調的中文，則需要極度專心聆聽，才能跟上演員的口音表現。耗費心神而充滿睡意之餘，更好奇是否因為日本與台灣表面上緊密的文化連結，使得創作者對於文化交流做出獨特選擇？白天以中文演出，晚上日文演出。

《掛號》描繪至身心科求診的「男人1」與負責掛號櫃檯的「女人1」之間的語言交鋒。劇本裡的語言是去情感的純理性表述，是打破沙鍋問到底，也是轉移價值判斷的壓迫手段。正因為語言溝通排除了文字背後的曖昧性，其間的權力流動變得觸目驚心：是就是，錯就錯，沒有討論空間。「活著的時候，身體確實是屬於你的，但死了以後就不是了。那就是人類的屍體，是屬於全人類的。」【1】人的主體性由語言劃下明確的疆界，由活著的身體還有附著在語言上的詮釋而生。所以面對一個活著的他者生命，女人能夠透過語言來決定其該活的方向與死後的去處，挑戰身體與主體性的偶然連結。男人的崩潰並非出於溝通的不成立，而在於無意間碰觸到了世界的形構邏輯，體會到自身的無力與存在的荒謬。

演出以讀劇會形式進行。兩位日本演員以中文演出，儘管中文能力聽似有一定純熟度，仍不免帶有濃厚日文口音，是以在掌握語言節奏和情感傳達上，都受到使用中文的阻礙，亦影響觀眾欣賞劇本語言。演員使用非自身母語來演出值得感佩，可惜無法充分呈現別役實透過語言詭辯所構築的超理性空間，以及在這空間內發生的異常精神交流。因此，最後男人的崩潰顯得缺乏戲劇感與說服力。

劇本的翻譯上幾乎完全忠於原著，包含人名、語法等。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說，創作者似乎希望觀眾去欣賞原文，不過迫於語言差異，只能盡可能降低翻譯對於文本的改造程度，讓人去想像原文。【2】此翻譯策略事實上顯示創作者對於跨文化交流有些盲點需要再思考。

首先，如果我們願意接受發聲本身亦是種動作，劇場演出裡，不同語言聲音的翻譯便不只涉及語意符號的轉換，更是兩套迥異的身體實踐。日文發音的體感節奏如何轉化成中文發音，在此讀劇似乎不太見到思考與處理。講中文的別役實與講日文的無法相等，跨文相異脈絡的演出也不能輕易為忠實原著的價值判斷所建構。

換個方式問，忠實原著的跨文化意義該如何理解？本劇於台灣的仁安醫院舊址演出的文化交流意義是什麼？創作者除了文化傳播者的自我定位，更積極的可能性為何？劇團起用日本演員以中文演出，固然顯示對於演員的中文能力抱予信心，不過事情也可以反過來說。哪怕創作者意識到使用中文可能影響演出品質，仍然相信觀眾能夠欣賞劇本的文學性，意會到劇作家想處理的人類困境。

然而中日文版的演出卻是不同形式。白天中文版由兩位演員朗讀並加上初步的舞台動作與走位；到了晚上，日文版本則回到簡單的讀劇形式，演員坐著讀出角色台詞，另有第三演員朗讀舞台指示，並做最低限度的舞台動作。相較於中文版曖昧地呈現出害怕觀眾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所以盡量讓讀劇接近演出的勉強感，日文版的朗讀生動有趣，充分展現別役實的語言魅力。日與夜的比較，很弔詭地成為文化翻譯不易處理的有力證據。

不論創作者有意或無意為之，劇本的忠實翻譯與中日版本的演出差異，點出此作品最引人思考的地方。創作者預設了某程文化交流的暢行無阻，這種信任與日本劇場在台灣戲劇發展主要扮演啟蒙角色的歷史問題是否相關可先不論，雙語的身體姿態已經明確要求創作者懸置對於劇場普世性的信任，更加細緻去面對並且處理文化翻譯的挑戰。正在此面向上，本讀劇演出意外地回應了別役實在《掛號》提出的命題：人類難逃語言的建構和壓迫。劇場的跨文化交流如果亦是種語言的幻術，就不僅止於各國人馬的文化匯聚。外國語劇本的翻譯，其實如班雅明所言，是「來世生命」的再創造，語言（與文化）的轉換則永遠充滿矛盾。

註釋

1、現場販售之未正式出版劇本，頁23。

2、劇本裡部分地方將「醫生」（せんせい）譯為「博士」，無可避免讓人極端出戲，亦對翻譯品質略有保留。不過，按日本版聽來，原劇本的確有出現「はかせ」（即博士）一詞。因此，醫生被翻譯成博士，到底是翻譯上出問題，或是別役實在語言中埋藏巧思，卻沒獲得翻譯處理，在即時的看戲體驗下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