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同在一座森林、一座島嶼、一艘船上——《AriAri》、《Ita》
4月
28
2022
Ita(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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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靜沂(專案評論人)


此次TAI身體劇場與印尼艾可舞團的演出,分為時間較短、雙人舞的《AriAri》與劇情跌宕起伏的《Ita》,各由印尼編舞家艾可.蘇布利陽托(Eko Supriyanto)和台灣編舞家瓦旦.督喜創作,呈現迥異的風格,及交換舞團合作的張力之餘,隔著休息時間觀賞,也感到彼此獨立又能相互參照的某種聯繫。

《AriAri》:南島山林中的雙人舞

整體而言,《AriAri》為默契十足、幾個段落相互連貫的雙人舞,視覺、聽覺的設計與整體呈現給出神秘與陌生感。相較過往觀賞TAI身體劇場其他舞作,筆者感到此次的編制似乎更加大膽——舞作僅由兩名舞者完成,因而,就如同觀賞奧運花滑雙人長曲,觀眾的目光始終聚焦在兩位舞者身上。

舞作一開始,身穿紅衣的舞者接連出場——短髮、紅色長衫的李偉雄(Piya Talaliman),及綁著高馬尾,紅衫下襬點綴柔美紅紗的徐智文(Temu Masin)。開場不久,後者將身體輕巧環掛到前者身上時,或也預告接下來的演出中,兩人彼此連動,同時也開啟觀眾對兩人關係的無邊想像:他們是怎樣的夥伴?有著怎樣的羈絆與情感連結?


AriAri(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由於舞者沒有表達口說言語,卻宛若心有靈犀般「溝通」無礙,彷彿存在「看」不見的連結,呼應舞作「ari-ari」——「胎盤」的意涵【1】。只是其中的情感質地,並非以直白的方式袒露在外,而是藉著保留的表現手法,引發神祕感並形成張力,讓觀眾在宛若局外人的狀態下,因為好奇而不知不覺繼續跟下去。

就在觀看如此默契十足,時而奔放、時而放緩的舞蹈之際,腦中也浮現了關於他們是誰?身在何處又將往何處?等思量。基於TAI身體劇場與原住民文化的連結,及舞碼前段的印尼吟唱、恍若口簧琴的混音,舞者的紅衣(雖無圖紋,但色系近似紋面族群),彎著身子隨音樂舞動,讓人宛若置身叢林的暗紅色舞台燈光,還有編舞家來自的印尼國度,都讓人把舞作營造的「背景時空」朝印尼雨林或台灣山林方面聯想。

但有意思的是,就如同印尼國度本身滋養出幾百種南島民族語言文化,而我們台灣觀眾少有機會實際接觸;因而先遑論編舞家如何把他熟悉的語言文化編入其中、返本開新,以及台灣原住民的舞者如何用自己的感官與肢體詮釋。較為明顯的感受是,於此深邃的「陌生與不確定」中,筆者觀舞時也恍若深入文化的叢林,無法輕易根據單一或少數的元素,輕易辨別或定錨舞作與特定族群的連結,因而感到這彷彿是來自異國的編舞家給觀眾的功課或禮物,讓我們放下大腦,用心感受,盡可能沉浸其中。

不過,於此宛若深入南島叢林的舞碼中,仍可以感到舞者「跟隨」音樂節奏而行,就像南島語族的原住民獵人、先人在山林工作、打獵、作戰時,常以夢占、聆聽鳥鳴判斷吉凶。只是在蘇布利陽托的編舞中,處理文化符碼時採取更抽象的手法,保留探索空間,讓觀眾對台灣、印尼的原住民文化開展各自的想像與理解,在身體與音樂律動的過程中,只能更自然與自由地感受不同族群之間人們的連結。這樣的作法,與英國攝影師 Jimmy Nelson 以「西方科技之眼」的高清鏡頭為原住民留下肖像,並讓族人以穿著傳統服飾的肖像出現在攝影集中大相逕庭。因為,大量販售古老形象的攝影集也許會讓更多人以為,多數原住民還活在十九世紀的部落生活,甚至可能導致在世界各地生活的原住民族人面臨「你不夠原住民」的質疑。因而蘇布利陽托的舞碼,某方面可謂解放了不少族人朋友的焦慮,並讓非族人的觀眾看到,當今的原住民經常是各式各樣,沒有也不必被框限在其他族群的想像中。

感官解讀舞作的聯想

筆者認為,蘇布利陽托著重直觀、感官,丟掉理性、分析,似乎想帶領觀眾從自己的「五感」出發接觸文化藝術,如此取徑,或也更吻合舞蹈這種凸顯身體性的藝術形式。

於此,觀眾難以理性「解碼」舞蹈的敘事之際,卻又透過些許段落連結真實世界。比如有一幕,當舞者隨著唧唧蟬聲般的音樂加快舞步,則宛如在山林熟門熟路地行進。以及另一段,原先的音樂突然靜默,彷彿有事要發生,接著卻透過舞者的肢體,讓人感到或許為大地乾涸、族人祈雨的情節。舞作後段,舞者的關係藉由手拉手、腿勾腿等肢體語言,嶄露比前段的相互跟隨、對峙,更為和諧、緊密的關係。


AriAri(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換言之,由於音樂在此齣舞碼中扮演形塑時空背景的角色。在似為頌缽音樂、縈繞深邃的底蘊下,搭配擬仿的鼻笛聲與族語吟唱時,宛若置身台灣深山;搭配笛聲等東方樂器,舞者近似打拳的動作時,形成有如德國音樂人 TheFatRat 融入東方奇幻與行進感的〈Origin〉、〈Pride & Fear〉等電子音樂,令人恍若身處南島叢林。即使不知道這些聯想距離編舞家創作的原意多遠,但如此縈繞抽象、古老又現代的觀舞經驗,確實跳脫了筆者對於現代舞及原民樂舞的想像,打開了一些可能。

《Ita》:當我們同在一條船上遭受磨練

中場休息後緊接著演出的《Ita》【2】,相較下選擇了較為易懂的呈現手法。開演後不久,宛如大船甲板或港邊或迪斯可舞廳的舞台出現在台前,搭配好似大船引擎低鳴聲的震動【3】,讓觀眾宛如置身沉浸式劇場,跟著船員在風浪很大的甲板上飄搖擺盪。

除了開場音樂迥異於前一齣舞碼,舞台燈光也相當有趣地呈現與《AriAri》對比的亮綠色;尤其舞者們的舞衣縫著亮綠、深綠相間的亮片,令筆者想到在漁市場與影像上看過的魚鱗色澤與質地。或也因此,再搭配帶來些許壓迫感的黑網,筆者對於舞者扮演的角色處境,開展出「俎上肉」之類的聯想。


Ita(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在舞碼前段,女舞者羅媛(maya' a taboeh hayawan)站在舞台前方、宛若大船船首處,說出了「沉重」、「後退」、「與萬物一體」等關鍵提詞,搭配幾位舞者接連朝舞台左後方的隆起處衝刺,卻接連滑落高台的悲慘畫面,似乎能與那種心中抱持理念、朝目標鞠躬盡瘁,卻不得要領的心境相互參照。舞者的滑落,也讓人想起前陣子觀看冬奧滑雪「坡面障礙技巧賽」的心情,挑戰者滑落總讓觀眾跟著揪心扼腕。

當一個個滑落坡面的舞者來到舞台前方,在宛若舞廳的音樂下以舞步彼此激勵,之後終於以團體的方式,順利爬上坡面最高處。只不過,當舞者因為接連登上預想的峰頂而鬆一口氣,並在「下山」後紛紛累倒時,較其他舞者稍慢一步登頂的潘巴奈(Pan Panay)卻在此刻,以身體開展對「目標」、「成功」的哲學思考:她以勝利者之姿,往返逡巡於舞台上、象徵高峰的隆起處,宛若找尋意義,也宛若實質的「登頂」並不能令其真的滿足。她眺望的眼光令人想起,某些時刻,我們抵達預想的目標,卻不想就此停下,而是急於找尋下個目標,同時也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

過程中,潘巴奈的肢體語言表現讓筆者備感對成功狀態的生疏,因而接下來她再度提詞,接連說出:「戀愛的感覺」、「不想忘記」、「好了就好了」等潛台詞時,博得觀眾一笑,也頗得筆者共鳴——達到預設的「目標」時,總有些時候,心情不是苦盡甘來、以自己為傲,而是多少帶著「冒牌者情節」(Imposter Syndrome)的心情。此刻舞者格外「眷戀舞台」,或也蘊含著不敢相信自己「夢想成真」,已經準備好往前邁進的複雜心思。

黑網的意涵,轉化危機的能量

舞碼後段,籠罩舞台上空的黑網存在感增強;觀舞過程中,筆者感到每次黑網下降都帶著可能吞噬人們的壓迫感,也恍若面臨種種威脅的小人物在現實生活中背負壓力、遭受威脅,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壓垮。


Ita(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只不過,舞者們歷經方才的磨練後,似乎也慢慢摸索出與黑網共存的方式:黑網貼近地面時,舞者以優美舞姿鑽滾到網下,免於被捲入黑暗中。到了更後段,舞者化被動為主動,將黑網捲到身上,宛如穿上一襲神秘的黑洋裝。如此情節也產生了激勵之效——面臨挑戰時,若能以巧手化危機為轉機,或許生命可以走出漂亮的一條路。

此後,黑網不再成為威脅或恐懼焦點,轉而則是在一次舞者的共舞中,兩名女舞者的時而對峙、時而共舞,成為眾人的關注。即使後來些微緊張的情勢因眾人的共舞而消解,但這樣的安排也不禁讓人回顧自身過往的人際經驗,總有那麼一些緊張時刻,也是透過團體的力量,才讓人們之間有了更多溝通與化解誤會的可能。舞碼最後,印尼男舞者戴墨鏡到台前耍帥獨舞的情節,肢體語言真摯討喜。

回想舞台上的「那艘大船」,除了因為舞台設計與編舞家的田野調查,給出些許關於遠洋漁工處境的聯想外【4】,或也隱喻著身處台灣這座高山島嶼的我們,每天面臨工作、疫情、政治、族群、個人目標等個體與集體的磨練與焦慮;如同攀登百岳高山,多數時候都需借助他人的鼓舞、幫忙與力量,才能找到適合的路徑,在幸運之神的眷顧下抵達心中嚮往的所在。


註解:

1、根據節目單,ari-ari 在編舞家的爪哇母語中,是胎盤/胎兒與母親最親密的聯繫之意,也是替每位新生兒指定精神上的雙胞胎,成為一生守護他們的天使。
2、根據節目單,Ita 是編舞家母語——太魯閣族語中——「我們」的意思,包含所有的人。
3、音樂設計上強調「共振」,希望可以使舞者、觀眾產生身體上的震動感。或許是這種低頻強烈的震動,聯想引擎聲。
4、演後座談,編舞家在回應觀眾提問時有提到:疫情之前的世界,全人類似乎都面臨著資本主義式的,勞動的、跨國的、流動的束縛與操控。藝術家在這些縫隙中,用自己的方式尋找到新的連結。

《AriAri》、《Ita》

演出|TAI身體劇場、艾可舞團
時間|2022/4/10 14:30
地點|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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