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中秋節的夜晚，老父堅持家人都得回家團圓才開動晚餐，在這個平淡的日常時刻，戲劇開始。在劇本結構方面，《屋簷下》是一部工整的戲劇文本，符合「懸疑、危機、衝突、懸解」等等的基本理論架構：平淡的中秋節晚餐前夕、看似普通的兩老對話，鋪陳出「等待」的懸疑氣氛。我們大約知道老夫妻日常相依為命，中秋團圓夜正等著三位子女返家圍爐，而在這樣的日常之中，透過失智老人對廉價人聲洋娃娃的愛戀、以及老妻的某種欲言又止，加上場面調度方面透過重複播放洋娃娃的機械人聲、特意放大洋娃娃（實際上代表淑儀）的詭異感以及老妻對失智老人依戀洋娃娃這件事的煩忿，再再鋪陳出一種迥異於日常的懸疑氣氛。這個懸疑的鋪陳襯托在不時飄過的喪亡意味的黑衣人（淑儀和台生），指涉的意味就更明顯了，當然，也就涉及到了場面調度上「詮釋與過多詮釋」的不穩定狀態，不過這無傷大雅，稍候論及。

我們預先地，在懸疑的鋪陳中就知道了淑儀的死亡，也就知道了「失智老人失智在一種愛女情切的封限記憶當中」，而這個家，更有種風雨欲來的隱然危機感將要發生。通過老妻與台生的互動，劇本交代了這個危機的前提，也就是開啓了本劇所打算要面對的諸多主題之一的：「失業」。

哲祥穿著兔子裝衝進客廳，深怕父母瞧見，以及之後二姐的酒促工作，將這個家除去以「死亡」作為故事發動核心的大姐淑儀之外的另外兩位年輕人，發配到了「失業」（哲祥與二姐）、「同志」（哲祥和台生）以及「親子問題：老二情節」（二姐）這三個編劇命題之中。危機也從此開展。台生遞交給林妻的委員會通知，將是另一個命題的伏筆；而張太太（淑儀）離去前在客廳對失智老人的踟躅，又透露出了另一個次要的伏筆。

在「失業」、「同志」、「親子」問題的三方命題中，「圍爐開動」成了引爆危機的衝突點，失智老人執拗地要等淑儀，讓一家人表面的和諧逼臨到了表面張力，而台生的闖入，成了戳破這層表面張力的一記尖針。在台生「坐下還是迴避」的家人間彼此指桑罵槐的形式下，《屋簷下》的一部份危機被引爆了：家人開始相互揭發，相互責怪洩忿，失智老人又自顧地沈入了愛女情切之中......。

作為一個具有吸納全家各式齟齬功能的林妻，一肩扛下了這些互不相讓的齟齬，編劇賦與林妻一個堅忍不拔、吃苦耐勞、包容一切的臺灣媽媽理想形象，包括「早就知道哲祥是個沒卵葩的」（同志），甚至主持讓兩人就地成親（這應當是同志伴侶夢寐以求的橋段吧）、「早就知道二姐失業」、「吞下大家對自己關於淑儀失蹤生死成謎的咎責」、「無論如何要撐持這個家與照顧失智老林」等等，這個角色可以說被設計成一個悲劇英雄，但這個英雄角色的悲劇性命運，竟然是落實到了「癌症」這樣一個當代的「疾病的隱喻」。作為英雄，林妻與家庭的悲劇性命運不是來自於老林的外遇（易卜生？）、也不是來自於自身的某種性格缺陷（Lady Macbeth？），而竟然是來自於在當代被視為一類「宿命論式詛咒」的「癌症」，「癌症」作為當代疾病的隱喻，被賦與了乘載所有劇中齟齬、矛盾、傷害、劬勞等等諸端負面壓力（事實上當代人正是這樣去想像「癌症」的），但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引用這個隱喻來編劇，將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如同我們對癌症的恐懼多半是出於「束手無策」，那是否也意味著劇本對劇中各種壓迫生命的負面壓力的恐懼（包括社會批判），也像害怕癌症一般地、是出於「束手無策」？

當然，我們當然瞭解編劇的用心應當在於凸顯出本劇第四個宏大的社會命題：「貧窮」，以及其背後所牽連的「社會安全體系的醫療、老人照護」（譬如談到兩個月沒繳健保費、療程需要100多萬）等等，但這種神在機器上式的「災難天降」的編劇手法，在面對真實社會問題的時刻，實際上會延伸出更多的問題，也就是：「談問題的企圖本身變成了無數個問題」。當然，本劇作為一齣「家庭寫實劇」，或許我們可以不必要求那麼多，主要還是想要透過戲劇，激發觀眾們對某些社會現實面向的關心，一種寫實主義式的創作追求。但，眾所周知，文學寫實主義其實不是如「作為證據力的攝影」那樣的一種相對純然的寫實用途，而更像是一種充滿刺點和知面以及視覺意識形態的「影像構成」，也就是說，《屋簷下》談社會問題的方式，已經被預先地規定了它的文學性寫實主義的美學向度，以至於倘若劇作家無法提出自身對現實現象的諸端觀察與思考作為基礎，那下筆所呈現出來的批判意識，就會因缺乏作為基礎的對現實的深刻理解與分析，而成為一種無關緊要的自說自話。這個問題也同樣出現在本劇第五個宏大的社會命題：「拆遷」。

原來台生一開始所留下的通知書，就是要通知林宅將被拆除，從林妻的口中我們得知：房子拆除在即，而家中又毫無積蓄，無處可去、無路可出。作為結構上第二波的「危機—衝突」，這個段落依然是煽情的，因為，作為重大社會議題／話題的「都更—拆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今臺灣社會中，「都更—拆遷」這個議題／話題的真正問題是跟「貧窮」連結的嗎？站在「都更」的政策角度而言，「拆遷」不是剛好是建立在「消除貧窮協調補償金」的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嗎？所以核心問題到底何在？倘若其實「都更—拆遷」的問題實際上真的是在更大的層面上讓人更貧窮的話，而且劇作家也對這個議題有所研究的話，那劇作家也有必要將這層思考的脈絡戲劇性地展現給我們知道，而不僅僅只是站在一個實際上是為了推動構成劇本「危機—衝突」結構的目的中，相對大而化之的「印象式批判」。

總而言之，《屋簷下》作為一個典型寫實劇場的戲劇演出，透過一個普通家庭在中秋夜所發生的故事，試圖關照了至少五個社會議題／問題：親子、失業、同志、貧窮、老人照護。這種企圖是宏觀的，也是積極涉世的，但更重要的就是：戲劇絕不能只把自己當成「戲劇」看待，即便是戲劇，涉及現實世界的政治批判，也要把自己當成至少是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只是我們發表的是劇本、是演出，而不是論文。除非只是要進行形式美學的追求而已。

從劇本編寫的角度來說，《屋簷下》有著相當工整清晰的情節脈絡，場面調度也有著幾個令人亮眼的設計：譬如黑衣人的穿梭、人聲洋娃娃的運用、同個演員扮演不同角色的重疊功用、擦頭髮片斷重複發生三次的記憶振顫表達……等等，但這當中也似乎同時有種急切展示的躁進意圖，以至於，伏筆的本身，竟然多成為了那些原意要隱於伏流的後續諸多情節開展的「前情提要」。這樣的編寫，多多少少讓「懸疑」的這個戲劇結構，成為「架構」之一環的意義，大過了成為一種實質的「功能」，因此也容易讓劇本成為一幀可懸掛欣賞的「結構圖譜」，而失去了某種源自於劇本結構本身的戲劇性張力。同時，劇本當中放進了很多的宏大議題，然後每個議題也都還尚未能四兩撥千金地漂亮處理、但又割捨不掉，於是就安排了很多對應式的場景來回應，但求首尾一致。不過，就演出本身而言，這個部份的影響應該不大，因為在現場演出中，透過沈著老練的演員的精湛表演，「劇場性張力」的構成，多多少少彌補了《屋簷下》這個「戲劇性張力」不足的遺珠之憾。

回到演出本身，《屋簷下》當然不會是當代表演藝術中的主流形式，但，讓我們捫心自問：在全面「影像敘事化」的當代敘事觀前提下，如今還有多少臺灣年輕劇場工作者，可以寫出結構這麼工整、又這麼有豐沛的實際劇場演出動能的文學性劇本呢？

評論後記：雖然不必然是重要的聯想，但梳理完關於本劇的評論意見之後，還是不免發現，這個劇本無論在「語言」方面或是「編劇」方面，似乎顯然、隱然間，對紀蔚然先生的劇作援有許多高度的參考。不過，當然這應該不會是件壞事。